人与机器的较量才刚开始。 IC图
本报见习记者 舒抒 本报记者 梁建刚
刚刚结束的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汇聚了全球1700多位企业高管与专家学者，在各种描绘“增长新蓝图”的对话中，有关机器与人较量的论题被一再提及，而一则腾讯财经由机器人撰稿的新闻更好像“火上浇油”。
在主题为“下一场工业革命”的论坛中，美国企业家凯特琳·波斯丽表示：美国已有一个确定预期，未来近一半美国人，工作岗位会被机器人取代……人机大战愈演愈烈。记者，会是下一个消失的职业吗？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陈婉莹：
学会在不同平台讲故事
没本事才会觉得被淘汰
对最近很红的机器人写稿，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陈婉莹认为机器人并不会真正代替记者。她指出虽然这在国内还是新鲜事，但西方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在内的很多媒体，早就使用机器人写稿了。然而机器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主要还是在做股市新闻，比如当天股指涨跌，等等。此外还有体育新闻，进球多少、射门率等，这些确实能由机器人代劳。
“所谓记者，是要把复杂的现实呈现出来，不光是比赛的结果，还要解释现象，用很美丽的方法去讲故事。这些还是需要记者的能力，你没本事，你才会觉得自己被淘汰。”
那记者“应战”机器人写手，需要哪些“本事”？陈婉莹说，在港大新闻研究生的必修课中，课程设置正不断提升数字媒体课的重要性。“每年的新生水平越来越高，十年前的学生可能只懂开关电脑，现在他们都很懂社交媒体，所以我们技术培训的含金量也提高了。”她介绍港大的新闻选修课中有编程、有社交网络模型等等。
在陈婉莹看来，平台渠道在变，但基本的能力和要领是不变的。那么在不变的基础上面，变的是什么？陈婉莹说，不断变化中的是在不同平台讲故事的能力。如今做记者都要懂点数据，新闻采访不一定是访问一个人，有可能是去访问数据。至少记者要知道数据语言，这样才能够与编程的技术人员来合作新闻内容。
1999年港大新闻硕士项目刚刚开设，陈婉莹便已引入融合媒体的理念授课，不细分媒体形态，不说平面、报纸、杂志、电视，她认为这很重要。
“现在，融合媒体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趋势。”陈婉莹说，五年前一个懂融合媒体的记者，在不同平台上做新闻会很有优势。到了今天，融合媒体已经是最基本素养。“学校教育一定要提供学生修这些新媒体技术的机会，而不变的课程内容就是采写与思考，以及对人文、社会、历史的认知。”
陈婉莹鼓励年轻人，学技术并不难，尤其是年轻人什么都学得快。真正具有挑战的，是用技术讲故事。讲故事对记者来说是一项“古老的技能”，但有些故事是多媒体比较好用，有些故事则是数据化的，要使用大数据，有些是要作为访谈的。所以，关键是记者要懂怎么用手里的故事。
“讲故事”的能力不在于理念
在“讲故事”的表现上差异明显的中西方媒体，差别究竟在哪里？陈婉莹否定了“理念不同”这个说法，而是更直接地指出，“是专业程度的问题”。
在报道马航MH370事件中，西方媒体会做很多数据分析，而一些中国媒体还是倾向采访家属，并报道一些吸睛故事。对此，陈婉莹认为，外国也有跑细节的媒体，以为可以吸眼球。然而一个故事发生会有现场，因此第一天就自然是现场故事；到了第二天，作为记者就要想如何把现场故事往前倒推，并向前看故事怎么发展，联系前后背景，还要看历史，事件对地区性的意义等。
陈婉莹表示，媒体的深度在哪里，就体现在记者知道这个故事的纵向、横向怎么发展。她同时表示，媒体也有责任做解释性新闻，如马航一周年时媒体不需要报道受难家属怎么说，而是应该报道为什么受害者都不在了，要学会把家属的抱怨、哭诉放在一个语境中。“这可能不会是头条，但我们需要解释的能力。”
在机器人可能抢走记者“饭碗”的当下，陈婉莹却说，“激励记者最好的方式是荣誉感，而不是稿费”。她说她当年在纽约《每日新闻》做记者，如果一个月没上头版的稿件，或者连续两天没发稿，就会“背后发毛”——这就是荣誉感。当然，这种荣誉感，也需要机制的保障和支持。
夏季达沃斯最后一天的分论坛，“中国梦工厂”可能是最红的一场，黎瑞刚、陈婉莹、龚宇、李静座上宾，张力奋主持。陈婉莹表示，“现在的世界需要更灵活的体制，新的工种也在不断涌现，以前没有数据编辑和视觉编辑，但如今整个媒体行业的工种都被颠覆了，所以，人力资源策略也要跟得上时代。”
而我们的责任终究是把故事讲好。
FT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技术或资金
“机器人写稿并不是新闻记者的末日。大量与市场相关的消息，比如每天股市、大宗商品交易的涨跌，完全可以让机器人或程序去做。”在2015夏季达沃斯论坛现场，资深媒体人、FT 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的回应很直接。机器人写稿又一次引起国内媒体关注的背后，实际是传统媒体在转型期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仅出现在中国，而且是东西方皆有的全球性话题，只不过中国与西方面临的状况有所不同。”
在张力奋看来，面临互联网新技术冲击的媒体领域或产品，想要在转型中赢得空间，必须明确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媒体的定位。其次，如何把它们转化成适应新媒体需求的产品，把用户迁徙到互联网的彼岸。”张力奋说，“传统媒体必须拥抱新技术，必须转型。但技术只是工具，不可能自动解决生存问题。科技就像一个篮子或管道，最终的关键点还在于篮子里究竟装了什么，管道里流淌的是什么。”
张力奋并不认为记者行业在未来会被机器取代：“机器人能写出今天股市的涨跌数据。但这一涨跌的背后，错综复杂的市场或非市场因素，机器不可能帮我们自动做出细腻和有见地的判断。”他说，“互联网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性，也会带来一种错觉，以为新技术或平台可以解决所有传统的困境或瓶颈。事实并非如此，新技术会派出生很多新问题。比如，核准信源的难度在增加，信守新闻专业水准的成本在上升，编辑独立与商业/广告营销之间的防火墙正在变得模糊，对原创内容法律保护的缺失，新媒体传播的低成本也在拉低新闻人的职业门槛。因此，要提供真正权威、高品质的公共信息服务，记者的专业水准与要求，只能更高。中国的新闻行业，正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困境。”
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议题从金融的数字化转型，到气候危机，从医疗行业的超级互联，到无国界机器人，各种“增长新蓝图”话题不断深入，一个共识也愈发明朗：由技术而起的新一轮革命已经到来，并将给每个国家、每个行业、每个人带来机遇与危机，大家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迎接更多改变。在一场有关“下一场工业革命”的论坛中，美国企业家凯特琳·波斯丽即表示：美国已有1600万个岗位消失，但同时，也出现了800万个全新的工作岗位，许多职位在10年前还根本不存在……
传媒行业的改革，也遵循着相似的路径。如今，数据分析员、技术支持等全新岗位开始在媒体中不断出现，记者工作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张力奋表示，“信息过剩，独立判断与洞见的短缺，是当下新媒体的现实。无论何时，有价值的判断与分析，永远会有需求。所以，基本、严谨的新闻训练，通识背景下专业知识的准备与学习能力，分析数据的技能，鉴别信源的能力，不可或缺。”
而对中国媒体行业，张力奋认为：中国媒体业体量巨大，但若将它放入完善的市场中竞争，相当一部分媒体最终只能退出市场。不正视和解决中国媒体转型中的深层次问题，媒体成功转型的几率极小。目前投入的新媒体资金，大部分也会打水漂。中国媒体转型，不仅是技术、资金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借助互联网技术，满足对公共品的需求，创造刚需，以及细分的公共服务和消费服务。
来自新技术的挑战已经发生，当下最需要的是改革。在张力奋看来，提供公共服务的媒体，像医生、教师、律师等公共服务从业者一样，理应是由专业、优秀的人来做。“我们靠什么获得社会与公众的更多尊敬？只有靠专业训练、专业规范、专业自尊？”他认为，提升媒体的价值，也需要从学识教育、社会尊重、专业训练等全方位入手。未来大众所需要的新闻与信息服务，将更垂直、更个性化、更有深度。传媒行业，从记者到新闻产品，都需要在市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体制的保护会逐渐弱化，最后只能优胜劣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