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周时期齐国盐业考古新发现
燕生东 张小嫚
摘 要：近年来，文物考古部门对东周时期齐国部分盐业遗址群进行了系统调查、详细勘探、试掘、大规模发掘工作，获取了一批新资料。进一步了解了东周时期齐国盐业遗址群的分布特点、规模，制盐单元堆积特点与构成，盐业聚落功能区划，盐井、盐灶、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形态、特征及呈现的制盐工艺流程，同该地区殷墟时期至西周早期盐业聚落形态、盐业生产的差异等。
关键词：东周时期；齐国；盐业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文物考古部门对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新获一批商周时期盐业资料，有助于认识东周时期齐国盐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制盐业堆积形态、结构，盐业聚落性质、功能、区划，盐井、盐灶和煮盐工具特征以及所呈现的制盐工艺流程和盐业生产规模等问题。
一、齐地北部沿海地区的资源与齐国盐业
据周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而言，东周时期齐地（齐国控制的区域）北部沿海地区大体包含了古今黄河三角洲与莱州湾南岸地区，即渤海南岸地区，包括了今山东省莱州、潍坊、东营、滨州、德州市及河北省的沧州、天津市静海区等沿海及相关地带。这里制盐原料丰富又特殊，地理环境、地质构造、气候条件和燃料方面也非常有利于盐业生产。齐地自古至今都是我国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就制盐原料而言，首先，这里濒临渤海湾和莱州湾，海水获取方便。其次，滨海平原洼地上有海水内浸形成的古巨淀湖、清水泊、黑冢泊、别画湖、皮邱坑、奚养泽的澙湖水，也是煮盐的好原料。再次，春秋季节从滨海平原和滩涂地地下泛起的盐碱土，人们收集后经过淋土取卤、净化，也可成盐。最后，经勘探，渤海南岸黄骅、海兴、无棣、沾化、东营、利津、垦利、广饶、寿光、寒亭、昌邑、莱州等距海岸线0～30公里范围内的滨海地带从地表到地下60米深处分布着三层卤水带，为海水内浸、退潮滞留蒸发渗透，以及河、海相沉积层交错叠压而成；
仅在莱州湾南岸弯月形狭窄地带里，就存在着近岸、远岸低浓度带、中间高浓度带的地下浅层卤水分布区，总面积超过2000多平方千米，卤水储存总量约82亿立方米，氯化钠储量近两亿吨；检测表明渤海沿岸的浅层地下卤水盐度一般为5～15波美度，最高达19波美度，是渤海海水盐度的2～6倍；地下卤水具有分布广、浓度高、储量大、埋藏浅、易开采等特点，是盐业大规模生产的绝佳原料。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还表明，从晚商、两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时期的煮盐以及明清时期晒盐，都是掘取浅层地下卤水。近代以来，当地仍是抽取地下卤水大规模开滩筑池晒盐。就该地区环境、资源而言，滨海平原面积广阔、地势平坦，古黄河、济水等河流带来的淤积黏土层厚，能防卤水渗漏，是开滩建场制盐的理想土层；这里四季分明，年降雨量约600毫米，低于山东省内陆地区年平均800毫米量，且风大风多，光照充足，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四倍左右，利于煮盐、晒盐；生长在滨海平原和河岸上的柽柳、茅草、芦苇等茂盛植物还是煮盐所需的较佳燃料[1]。
据学者研究，传说中炎黄时期宿（夙）沙氏就在齐国北部沿海地区发明了煮海为盐。先秦两汉文献如《逸周书》《左传》《禹贡》《尸子》《国语》《管子》《战国策》《周礼》《史记》《汉书》等提及的“北海之盐”“青州贡盐”“幽州鱼盐”“渠展之盐”“齐国鱼盐之地三百（里或处）”“齐之海隅鱼盐之地”“东莱鱼盐”等就是指向的齐地北部沿海地区。《左传•昭公二十年》《战国策•齐策一》《管子·轻重篇》等文献还明确记载了齐国的产盐之地、生产规模及煮盐方法、盐业生产和食盐运销控制方式以及盐业生产。齐国的发展强大也依靠着盐业，如《管子•地数》《管子•轻重甲》就提及管子曾把北部沿海的“渠展之盐”与楚国的“汝汉之金”、燕国的“辽东之煮”并列为当时天下最有价值的物质资源[2]，若“渠展之盐”利用得当，定能让齐国富国强兵、称霸天下。《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3]，《史记·货殖列传》“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4]，《汉书•地理志》“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湊。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5]，这些记录显示，就是因为齐国始封君姜太公采取了“便鱼盐之利”措施，管仲施行了“设轻重鱼盐之利”的工商业政策，才让东封而来的齐国成为富饶的东方大国，春秋时期五霸之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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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子•轻重甲》《管子•地数》《管子•海王》，齐桓公在管仲主张下，施行了“食盐官营”措施，具体内容包括了食盐民产官收、食盐专运专销、按人口卖盐征税等政策[7]。首先食盐的民产、官府征收方面，《管子•轻重甲》提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煮沸火为盐，正，而积之”“十月始正，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8]，说明食盐是征收而来，盐业生产非官为；又说“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9]，显示政府对民产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生产时间上。其次，实行食盐官府专运专销制，无论本地产还是由外输入的食盐，皆由政府统制经营，还利用官府的限产，待食盐价格上涨后，再“以四什之贾，脩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10]。最后，食盐的官卖方面，除食盐出口和转手贸易外，管仲非常重视在国内的官卖，并按人口卖盐征税，即《管子•海王篇》所说的“海王之国，谨正盐筴”[11]，“盐筴”就是国家按人口册藉出卖食盐，以稳收盐利。管仲所主张和实施的食盐之官营和盐禁制度，是中国盐政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自此，以后的历朝历代，盐业生产和食盐管理、控制制度基本继承了齐国的政策并日趋严密[12]。
二、以往的考古发现与初步认识
东周时期齐国的盐业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齐地盐业考古发现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有规模不一的调查、钻探和试掘工作。考古学者已在齐地北部沿海遗址内发现和辨析出商周时期陶器煮盐工具，并与文献记载中的齐国盐业相对应。2003年以来，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院）、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海岱文化遗产咨询保护服务中心等与各县市文物部门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鲁北沿海地区先秦盐业考古研究”、国家科技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项目“技术与经济研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北部先秦时期盐业考古研究”、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国早期盐业文明与试点”、山东省文化厅南水北调办公室“山东渤海沿岸盐业遗址的调查与研究”等课题项目支持下，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对齐国北部沿海地区（渤海南岸地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全面考古调查工作，在山东省莱州、昌邑、潍坊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寒亭、寿光、广饶、东营、利津、垦利、沾化、无棣、庆云以及河北省的海兴、盐山、黄骅等县市横跨300余千米的滨海平原和滩涂地上已发现了海仓、西大宋、火道、廒里、东利渔、西利渔、烽台、固堤场、韩家庙子、单家庄、王家庄、官台、大荒北央、东马楼、南河崖、东赵、刘家、南望参、洋江、杨家、邢家山子、杨埕、郛堤等20多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图1），800多处单个遗址。调查和钻探发现了一批盐井、盐灶和煮盐后的废弃堆积，基本了解了东周时期盐业聚落形态和规模、制盐遗存堆积方式、煮盐工具、盐业生产工艺流程及生产性质和大体年代。考古证据表明，东周时期煮盐工具形体样式、制盐工艺流程，盐业遗址群内聚落功能划分及所反映的盐业生产组织、管理等，也明显不同于该地区殷墟至西周早期的考古材料[13]。
图1 齐地北部沿海地区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齐地北部沿海地区规模巨大的周代盐业遗址群新发现新认识，不仅让学界重新思考齐国盐业规模化生产年代、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煮盐工艺，也可以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下《管子·轻重》诸篇形成年代、盐政等经济思想。在齐地沿海地区长达300多千米范围内已发现了20多处东周时期盐业聚落群，近千处制盐作坊。每处制盐作坊均有成组的地下卤水盐井和盐灶，所见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形态较大，数量极多。古文献记载的齐国制盐规模、产盐之地、煮盐原料、成盐方式、制盐季节、食盐年产量、盐业生产管理方式和食盐运销区域与齐地考古资料大体一致。如产盐之地，《管子•轻重甲》《管子·地数》提到的齐国“渠展之盐”，后世学者多认为在古济水（今黄河三角洲），这里发现了多处规模巨大的盐业遗址群；《管子·轻重丁》“北方萌者（氓即民），衍处负海，煮泲为盐”[14]，应是齐地北部沿海地区。如制盐原料问题，《管子》轻重诸篇所说的“煮泲（水）为盐”“煮沸水为盐”，至于“泲水”“沸水”为何物，后世学者们做了各种推测，但肯定不是煮海水为盐，这与考古发现的煮盐原料为地下卤水相吻合。如成盐方式，根据考古发现的盐灶和大型煮盐工具，可推测当时为熬煮食盐。如煮盐季节，《管子•轻重甲》《管子·地数》等明确说是在秋末、冬季至春季煮盐，考古发现表明，东周时期盐工们能长期住在盐场内，除夏季和秋初雨水多，燃薪缺乏，不方便制卤煮盐外，其他季节都可以煮盐。再如关于年产量，《管子·地数》“正而积之三万锺”[15]、《管子•轻重甲》“成盐三万六千锺”，折算起来约合1700万公斤，这与考古发现的规模巨大的盐业聚落群、每个聚落有多个盐灶、制盐工具容量较大是对等的。如盐业生产的管理与控制，东周时期齐地北部沿海盐业聚落分布范围广、规模巨大，每个制盐单元、盐灶面积基本一致，煮盐陶器的形态与容量也大致相同，在盐业遗址群内还发现了盐业生产管理者和生产者的居住地、墓地，表现了国家统一定制、预先规划、集中开发、严格管理的情境；传世的五枚战国时期齐国“徙盐之玺”铜玺文物，应为齐国与盐运输有关的官印。最后，关于食盐外运外销路线。《管子·地数》谈到齐国的部分食盐“脩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16]，《管子·轻重甲》提及“请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17]，战国时期的梁、赵、宋、卫、濮阳，大体在河北中南部至河南郑州、开封、商丘之间，这里是通过黄河及支津可到达的区域，齐地北部的古今黄河三角洲发现的十多处盐业聚落群，所产之盐利于外运中原地区。总之，考古新资料为探讨东周两汉历史文献尤其是《管子》轻重诸篇所记录的齐国规模化盐业出现年代、生产水平、煮盐方式以及食盐官营措施等提供了新视角。
但是，考古新发现与历史文献记录、学者原有认识也存在不少差异。如，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的年代不早于春秋晚期，主要为战国时期，多年的考古工作也只发现了晚商至西周早期的盐业遗址群，未能发现西周中晚期及齐桓公时代的规模化制盐遗存；如，煮盐原料主要为攫取的地下卤水，而不是直接利用的海水。因此，《管子·轻重》篇所反映的以盐业生产和食盐专营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措施或政策不会出现在齐桓公、管仲时期，也不会晚到西汉或王莽时期，而是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情景，由此可知《管子》轻重篇的形成年代也应在战国中晚期或者稍后[18]。这些考古新发现和新认识足以改变学界以往的认识。
三、系统考古调查新发现
2010年2—4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地方文物部门组成的盐业考古队对山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小清河下游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盐业遗址专项勘查，调查面积约200平方千米，已发现东周时期盐业遗址近250处（其中约百处为原有发现）。就空间分布而言，这些盐业遗址呈现明显的簇团聚群，调查简报划分为东马楼、南河崖、刘旺、卧铺、郭井子（大荒北央）、官台和王家庄7个遗址群（图1），其中东马楼、刘旺和卧铺遗址群为新发现（刘旺与大荒北央应属于一个盐业聚落群）。多数遗址群的规模超过10平方千米，其中，在南河崖一带2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发现了80余处遗址，每个盐业遗址面积在数千平方米，也发现了面积较大的遗址，有20处盐业遗址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5处遗址面积在10万平方米左右。出土陶片以大型煮盐工具陶罐（瓮）碎片为大宗，只在少数遗址内采集到日用陶器残片，及少量贝类遗骸和白色沉淀物等[19]。
2021年和2022年冬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与寿光市博物馆联合在寿光北部沿海一带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在杨庄北、官台、王家庄、郑家庄、单家庄等周围，羊口南海路两侧、北海路以南、省道320路以东，长10500米、宽4050米，大约在50平方千米范围内新发现东周时期盐业遗址100余处，并进一步明确了官台、王家庄、单家庄东周盐业遗址群的遗址数量、分布范围和保存情况。如在官台村北、东、南部都发现了盐业遗址，虽已破坏，但其面积超过20平方千米，发现盐业遗址近百处，规模巨大，或可再细分出几个盐业聚落来。其中在官台北部的东周盐业遗址群内有近20处面积在1～7万平方米的遗址，部分遗址可能是分布过于密集，通过调查手段很难分割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今东营市区附近今黄河三角洲一带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图1），如位于东营市史口镇刘集村西北水塘旁的刘集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2米，所见晚商、西周早期和东周时期盐业遗存在黄河淤土下5.5米；位于垦利刘家村村南水库旁的商周时期盐业遗址，2018年山东省水下考古中心还对其进行了物探和考古勘探工作，该遗址埋藏较深，普遍在距地表5米以下，遗址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112～160米，面积约4.3万平方米；最近在东营市区六户镇北辛村东南约3千米处，距地表5米以下发现西周和东周时期盐业遗存，该遗址面积约9万平方米；2022年春夏，在北辛遗址东南3.5千米的六户镇王岗村附近水塘旁，发现两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散落大量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从商周时期盐业聚落分布规律上看，这四个地点周边应该有规模较大的盐业遗址群。这四处盐业遗址（群）加上利津南望参、洋江、沾化杨家等晚商至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的发现，说明今黄河三角洲一带分布着数量较多的盐业聚落，只是埋藏在黄河淤土、淤沙下，难于发现罢了。传统上认为东营今黄河三角洲一带陆地形成比较晚，不过数百年，这些距今海岸线很近的盐业遗址（群）的发现，不仅为古海岸线的变迁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把当地历史提早了2000多年。
四、盐业遗址群大规模考古勘探与发现
近年来，为配合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了解盐业遗址群的分布范围、保存情况、堆积特点及主要制盐遗存如盐井、盐灶、煮盐后废弃堆积的形态、内容等，有关部门对多处齐地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进行了详细勘探，确定了遗址群分布范围，并重新测绘了遗址分布图。
（一）潍坊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烽台盐业遗址群
遗址群位于潍坊市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央子镇烽台渔业村南部耕地内。2009年进行了系统考古调查，在烽台村南部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800米范围内，已发现西周早期盐业遗址2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36处，宋元明时期盐业遗址若干处（由于部分遗址被村落、现代盐场、现代工厂占压或破坏，原数量应超过此数）。2014年春夏，为做好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山东省海岱文化遗产咨询保护服务中心、山东师范大学与当地文物部门组成考古勘探队，结合前期调查情况，在烽台盐业遗址群保护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勘探，勘探总面积约为390万平方米，除核定了原发现的33处遗址（原发现的4处遗址在烽台村和现在盐田内，早已被破坏，不存）外，新发现遗址3处，编号WF38、39、40（图2）。单个盐业遗址的规模一般在3000～6000平方米，较大者1～2万平方米。遗址普遍存在着红烧土、草木灰和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碎片堆积，厚多在1米以内，个别厚达2米。所见煮盐工具为陶圜底罐、瓮，多泥质灰陶，个别为夹砂红褐陶，烧制普遍坚硬，大体可分为小口、中口、大口三种；鼓腹下垂、大圜底。腹部及以上器胎较厚，圜底处较薄。器腹和底部内壁普遍存有方格、菱形、圆形、椭圆形等几何纹。煮盐工具形体硕大，口径30～50厘米，高50～80厘米，个别在1米左右，与晚商和西周早期煮盐工具陶盔形器区别较大。
钻探发现了各类重要遗迹如盐灶、灰坑及较厚的灰土与陶片堆积几十处，其中盐灶4座、大范围的灰土与陶片堆积13处、灰坑19处。所见灰坑堆积和带有草木灰土、烧土与大型陶瓮、罐碎片的堆积层应为煮盐后的废弃物，规模比较大，大者上千平方米，一般在数百平方米，厚度多在1米左右。
图2 潍坊滨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烽台盐业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所发现的盐灶平面形状呈不规则椭圆形，灶室面积在10平方米以内，保存深度在1米左右。位于WF18遗址中南部的YZ1，东西向，东西长4.5米、南北宽约2.5米；位于WF9遗址中部的YZ2，东西长约3.5米、南北宽3.0米；位于WF9遗址北部的YZ3，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2.7米；位于WF31遗址中部的YZ4，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2.5米。
（二）利津南望参盐业遗址群
遗址群位于利津县明集乡南望参二村西北3千米处。1975年村民开挖禇官河时发现了该遗址。据有关简报，其文化堆积埋葬于地表4米以下，已在禇官河河道上发现南北排列的陶窑（或盐灶）5座，还可见红烧土块、窑渣和陶器残片，两座窑保存较好，平面呈圆形，直径约2.5米，壁较直，存深3米左右。报告中遗址时代为东周时期，就发表的陶器和当地文管所保存的遗物看，出土陶片除晚商、西周时期的煮盐工具盔形器及鬲、罐、瓮外，主要是东周时期的煮盐工具圜底罐、瓮及生活用豆、壶、盆等。就遗址位置和介绍而言，这些陶窑也有可能是煮盐的灶[20]。
2016月12月至次年1月，山东省海岱文化遗产咨询保护服务中心、山东师范大学与当地文物部门联合在沿禇官河南北长1670米、东西宽约180米，面积约310300平方米范围内进行了普探，并重点勘探了其中11180平方米。已探明遗址4处，相隔300米左右，遗址保存面积在数千平方米以内（均被禇官河道破坏）。埋藏深度大致相同，在4米以下。遗址均较其周围略高0.5～0.6米，呈台状，文化堆积厚在1米左右。已发现盐灶（窑）共13座、盐池类堆积2处。1号遗址1060平方米内探明盐灶（窑）6座，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形或椭圆形，5座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1座在5平方米左右。3号遗址探明面积约5800平方米，发现盐灶（窑）4座，2座面积在10平方米以内，2座在4～5平方米左右。4号遗址在1270平方米内发现盐灶2座，面积在10平方米以内；发现盐池类堆积2处，一处70平方米，一处在200平方米左右，保存深度在0.5米上下，池内堆积为浅绿色土，存在板结面，类似于结晶物体，坚硬。
采集及探孔携带的陶片多为东周时期煮盐工具圜底罐（瓮）类器形。陶质均为泥质，陶色分为灰陶和红陶，器表多有压印绳纹，其中竖绳纹稠密，横向绳纹稀疏、不规则。内壁表面分为戳印圆窝纹、拍印凹方格纹。
（三）昌邑火道—廒里盐业遗址群
遗址群位于昌邑市北部滨海下营镇南部,胶莱河与潍河相间，大莱龙铁路以北区域。火道—廒里盐业遗址群东西约6千米、南北8千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2009年冬至次年春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昌邑市博物馆等单位对该区域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盐业遗址166处。部分遗址被现代盐田占压、排水沟破坏，多数盐业遗址保存较好。遗址年代主要有春秋战国、两汉及宋元时期，其中以春秋战国时期数量最多。东周时期盐业遗址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功能聚落，数量少，但规模大，文化层堆积厚，遗迹种类丰富多样，生活用陶器和煮盐陶器用具均占一定比例；另一类为功能单一的煮盐聚落，这类遗址面积在数千平方米，文化层堆积薄，遗迹主要为盐灶和烧土、草木灰堆积，陶器碎片多为煮盐工具大口罐、瓮，生活用器皿较少。第一类代表性的唐央遗址，位于火道村东南约1.63千米，面积约5～6万平方米。该遗址地势较周围高出1～2米，文化层堆积厚1米左右。发现的遗迹有盐灶、陶窑、房址、灰坑、盐井、淡水水井、仓库、陶片堆积层等。地表和断面堆积着大量陶器残片，采集有煮盐工具大口罐和瓮以及生活用具鬲、豆、盂、盆、甑、罐等[21]。遗址时代属东周时期。该遗址于2014、2015年进行过详细钻探和正式发掘。
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山东海岱文化遗产保护咨询服务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潍坊市与昌邑市文物部门联合对火道—廒里盐业遗址群保存较好的部分进行普探和重点勘探，并重新测绘了遗址分布图。本次勘探面积约1152万平方米，折计11.5平方千米。探明了可探区域遗址群的确切分布范围，每个单体遗址点的四至、保存状况。火道—廒里盐业遗址群的北部及东北部，由于现代生产生活等因素，原调查发现的166处遗址点中现有68处被上述设施占压，占压区域不具备勘探条件。
本次具备勘探条件的范围内，原调查发现的102处遗址，通过勘探发现，其中有21处地表下未发现遗存现象，地表采集遗物应为生产生活活动由它处搬运而至，或被破坏消失，可销号处理；6处涉及燃气管道、光缆、道路及路沟等原因，未完全实施勘探；26处遗址需合并，合并后为12处。另外，新发现遗址16处，勘探后遗址编号计77处。遗址点大体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之为廒里盐业遗址群，南部称之为火道盐业遗址群（图3）。钻探表明单体遗址点面积在1200平方米（如勘探号遗址9，调查号遗址20）至52300平方米（如勘探号遗址76，调查号遗址1）不等。其中，面积2000～6000平方米的遗址占60%以上，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占25%左右。文化堆积厚在1米以内，部分在2米左右。
图3 昌邑火道—廒里东周时期盐业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编号68号遗址面积在3600平方米，在加密勘探区域面积300平方米内发现盐灶遗迹6处、墓葬1座。平面呈三角形盐灶4座、不规则椭圆形2座。三角形盐灶中火门位北、位南各2座，面积在5～8平方米之间。编号1、2号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在1号遗址中南部、2号遗址东部各发现灶（窑）2座，直径约1.5米，可能是生活用灶或陶窑之类的。
煮盐工具圜底罐（瓮）多折沿、侈口、圆或尖圆唇、内沿稍作敛状凸起，沿面略弧凹，颈部微束，深腹、大圜底；器表拍印绳纹，绳纹方向可分为横向、斜向、竖向、横向竖向交叉、横向斜向交叉多种；器内壁则拍印方格纹和圆窝纹2种，其中方格纹还可分为浅凹平底方格纹、深凹倒梯形方格纹。陶拍印痕清晰者经测距，陶拍面直径约为8厘米。
（四）寿光王家庄盐业遗址群
遗址群位于寿光市羊口镇王家庄村一带，于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时发现。2010年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对其进行了考古调查。2010年冬，山东师范大学与寿光市博物馆联合对王家庄村周围进行了调查，调查范围在10平方千米以上。考古队调查发现西周早期、东周时期盐业遗址60余处，主要分布在南北长3千米、东西宽2.5千米范围内，尤其是王家庄村南、村西一带。遗址分布集中，数量多，保存较好，是当时的中心。中心以外的遗址，分布相对稀疏，面积不大，在3000～4000平方米间，出土遗物数量也少，或可说明周边聚落的功能与中心地带不一样[22]。
图4 寿光市王家庄盐业遗址群分布示意图
2020年3—5月，山东海岱文化遗产保护咨询服务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牵头，联合潍坊市与寿光市文物部门对王家庄盐业遗址群普探和重点勘探。普探范围南北长约2934米，东西宽约2776米，面积约6523342平方米，发现周代盐业遗址73处（含原来的发现），其中西周早期盐业遗址2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71处，遗址面积在1400平方米（勘探号遗址52）～62600平方米（勘探号遗址1）。遗址面积3000～6000平方米约占60%，面积8000～13万平方米占20%左右，其中20号遗址面积4.3万平方米，29号遗址面积达6.5万平方米。
71号遗址面积约6504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2.3米，钻探发现盐井1口、灶2座，灰坑4个，墓葬1座。盐井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约2.2米、南北1.8米、深约3.2米。灶平面呈不规则形和椭圆形，面积在5平方米左右，保存深度在1.5米左右。
2021、2022年冬季在王家庄周围调查中，考古队又发现17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至此，在约13平方千米范围内，已发现了88处东周时期盐业遗址（图4）。
五、盐业遗址试掘、发掘新收获
（一）昌邑火道—廒里盐业遗址的试掘
2010年调查和试掘工作中，在火道—廒里遗址群第105号遗址中部排碱沟底部一侧发现盐灶1座。盐灶平面大体呈三角，东西总长约4米，自东至西分布着工作间、火门、灶室和烟道（烟囱）（图5）。工作间被破坏，火门南北宽约1.0米、东西宽0.85米，灶室弧壁、平底，南北最宽处2.66米、底宽2.15米、深0.72米；灶室内堆放了大量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片，底部为灰黑草木灰堆积。烟道（烟囱）位于灶室西壁中部，长1.3米、宽0.45米、深0.1～0.65米，底部由东向西逐渐增高（图5）[23]。灶室内堆放的陶圜底罐（瓮）片多能拼合，内壁中下部存有厚厚的白色垢状物，应是煮盐后遗留。
第14号遗址的现代池塘东侧发现南北排列的8口地下卤水井（图6），井口上部已被村民挖筑养虾池塘时破坏掉。卤水坑井在地表1～2米以下，仅存井的底部。井内为黑色植物杆叶和灰白淤土。井口径在1～5米之间，存深约1米。就存留部分而言，井壁较直，圜底，井周壁存有防止井壁塌陷的用芦苇草类植物编制的井圈，底部也铺垫便于渗水的芦苇草类层。J5口呈圆形，直径1.6米，井周壁和底部保留约5厘米厚的芦苇草类植物编制的井圈，井内堆满灰黑、灰白淤土、淤沙。
图5 昌邑市火道—廒里遗址群105号遗址发现的盐灶
图6 昌邑市火道—廒里遗址群14号遗址发现的成排盐井
（二）昌邑火道—廒里遗址群01号遗址发掘
火道—廒里遗址群的01号（唐央）遗址，部分位于一条东西向贝壳堤上，部分位于贝壳堤北侧。2009年冬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遗址做了调查，铲刮了剖面，发现堆积较厚，文化内涵丰富。2013、2018年分别进行了多次勘探。遗址多被现代砖厂、养殖厂占压与破坏，南北长约270米、东西宽约 252米，面积5.2万余平方米。地势较四周高1～2米，部文化层堆积约1米。2014年10月至次年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昌邑市博物馆对遗址西南部进行发掘，清理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发现一批灰坑、沟、盐井、盐灶、生活用灶、窑、仓储和制陶作坊遗迹等[24]东周时期文化遗存。
灶（窑、盐灶或生活用灶）共4座，位于发掘区南部。Z4 位于T2123西南部，开口于第4层下，打破生土，南北长3.34米，由工作间和灶室两部分组成。工作间位于灶室北部，平面形状近椭圆形，东西长2.08米、南北宽1.46米。壁呈斜坡状，底部不平，东部有椭圆形圜底小坑，西北部有长方形小坑，长0.8米、宽0.26～0.36米、深0.12米。灶室位于南部，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0.9～1.44米、深0.76米，面积约2.5平方米。灶室底存有一层厚0.02～0.03米的草木灰。灶壁外弧，圜底，内壁上部为青灰色流渣，厚0.02～0.06米，灶室南端东西对称分布着两条烟道（烟囱），东侧烟道宽0.13～0.25米、长0.35米，西侧烟道宽0.14～0.27米、长0.46米。从灶室形状与面积、周壁烧结程度而言，该灶应为生活用灶或者烧制生活用品的陶窑。
井共8口，集中分布于发掘区北部。J2平面呈圆形，直壁外斜，底较平。口部直径1.3米、底部直径1.54米、存深1.6米。近井壁处有一圈宽约0.05米的青灰色粉砂土和草编层，推测应是芦苇类植物编制的井圈。底部有一层淤积的碎蚌壳，蚌壳堆积上部有一层很薄的褐色淤泥。J8位于T2121中部，开口于H12下，打破生土。平面近圆形，壁上部呈斜坡状，下部近直，剖面呈筒状，平底。口部直径1.8米、深1.4米。近井壁处有一圈直径0.94米、宽0.06～0.09米、厚0.2米的青灰色粉砂土，推测应是芦苇类植物编制的井圈腐烂所致。井底部为厚达0.8米的淤积层。另外，2018年春季钻探时，在遗址西南部不足10平方米范围断崖上发现3口井，井直径在1.2米以内，存深1.1米左右，周壁有芦苇编制的井圈，底部铺垫芦苇，便于渗水和防止井壁塌陷。目前看来，由于该地区位于贝壳堤之上或者附近，存在着淡水，加之这些井直径小、深度不足2米，很可能属于生活用的淡水井。此外，2010年春在该遗址东北部发现整齐成堆摆放的、较完整的煮盐用具陶瓮、陶罐，口沿上下相扣，可能是仓储区。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煮盐工具圜底罐（瓮）碎片，以及数量较多的陶鼎、鬲、盆、甑、罐、盂、豆、陶垫、陶拍、纺轮、支座等生活、生产和制陶用具，时代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尤其是发现覆碗形和蘑菇状两类陶垫16件，陶垫表面整齐排列方格和菱形凸起，与煮盐工具圜底罐（瓮）内壁纹饰完全吻合。陶拍8件（简报中有的称陶饼、圆陶片），部分表面有绳纹。
如此看来，该遗址在某时段为盐工等的生活居住地，用来制作、烧造煮盐工具陶圜底罐（瓮），并集中保存煮盐工具，在某时段也可能为煮盐聚落。
（三）寿光机械林场盐业遗址发掘
遗址位于寿光市西北部双王城经济生态园区东北侧的林场内，东北距莱州湾约20千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生产生活活动对遗址造成较大破坏，文化层浅且分布不连续。2017年春，为配合水利工程基本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工程占压区域进行了发掘，I、Ⅲ区发掘地点为东周时期，清理面积约1200平方米，发现了一批灰坑、一口盐井和4座盐灶[25]。
发掘区内清理盐灶周围的灰坑类堆积共25个，平面呈近似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大小不一，面积大者上百平方米。坑周壁及底部未见明显的加工痕迹，坑内含有大量煮盐陶器碎片以及大量草木灰、烧土块和烧土颗粒，应是煮盐后废弃的堆积物。
在I区发掘地点60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3座盐灶，其中Ⅲ区发掘地点YZ1底部还堆放着较为完整的煮盐工具圜底罐（瓮）。3座盐灶平面呈窄长条梯形（火门处较窄、连接烟道和烟囱的一段灶室最宽），分为工作间（仅有两座存有工作间，被划为灰坑）、火门、灶室、烟道、烟囱（图7），除工作间外，其他周壁经火烧烤呈红色、浅红色，底部有草木灰或烟灰，灶室面积10平方米左右。
图7 寿光市机械林场盐业遗址清理的两座盐灶（左为I区Z2，右为I区Z1）
Ⅰ区YZ1东西长6.4米、南北最宽处3米、深0.2～0.8米；Ⅰ区YZ2东西长6.8米、南北最宽处3.6米、灶内最深1.1米。Ⅰ区YZ3东西长4.2米、南北最宽处3.4米、深0.9米，灶室面积较小，在7平方米左右。Ⅲ区YZ1南北长6.5米、东西最宽处2.8米、深0.94米。
Ⅲ区J1，平面呈圆形，整体结构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圆口、斜壁、平底，壁面光滑，形成一周平台；下部整体呈筒状，圆口、斜直壁、平底。上口部直径约1.86米，下口部直径约0.98米，底径约0.6米，深约1.52米。井内填黄褐色粉砂土，质地松软，包含零星碳屑和少量陶片。由于井壁和底部未见芦苇编制的井圈及灰黑淤土淤沙，该井可能未曾使用过。
出土器物以东周时期煮盐圜底罐（瓮）为大宗，器体较为硕大（图8），多为泥质灰陶，圆唇、方圆唇、方唇，侈口、折沿、深弧腹，大圜底。口沿、腹部器壁厚，底部较薄。口径38～56厘米不等，完整器腹深50～70厘米。腹部外表多饰交错粗绳纹，内壁拍印方格纹或麻点纹，多数陶罐瓮内壁留存白色沉淀物。
图8 寿光市机械林场东周盐业遗址出土的煮盐工具（Ⅲ区Z1:9）
六、相关认识
近年来文物考古部门通过系统调查、勘探、试掘、大规模发掘工作，进一步了解了东周时期齐国制盐聚落群的分布规律、规模、构成、功能区划以及盐井、盐灶、生活用淡水井、生活用灶、陶窑、生产与生活堆积以及煮盐陶器特征等。大体看来，有以下新认识。
1.盐业遗址群主要分布在距今5000年前后形成的贝壳堤两侧，位于古今黄河三角洲的盐业遗址数量也较多，保存较好，但埋藏深，其上为厚达3～5米的晚期淤土、淤沙。
2.盐业聚落呈聚集分布，规模较大；经系统工作和详细勘探的盐业遗址群，分布面积多超过10平方千米；保存较好的盐业遗址群，其遗址数量超过80处，所反映的东周时期盐业生产规模、煮盐单元总数超过了晚商至西周早期。
3.盐业遗址规模一般在1000～5000平方米，超过1万平方米的数量在30%左右，部分盐业遗址面积达5～6万平方米，明显存在功能上的差异，盐业聚落群内不仅有盐业生产作坊，还有专门的盐工集中居住地、制陶作坊、煮盐工具储存地、墓地等。
4.单个制盐单元（指盐灶及周边的制盐遗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小于殷墟时期、西周早期的1000～2000平方米。
5.发现的地下卤水坑井数量较多，且成群分布；盐灶与盐井多相隔一定距离，与晚商、西周早期情况不一致。
6.与当地晚商、西周早期的卤水盐井、盐灶相比，东周时期齐国的盐井口径小、深度也浅，盐灶整体面积较小。晚商、西周早期的盐灶面积在30～40平方米，东周时期的盐灶在5～10平方米，且形状、构造稍有差异。晚商、西周早期的盐灶平面形状呈圆形和椭圆形，有长长的烟道和口径较大的烟囱，东周时期的盐灶平面形状为三角形和长条梯形，烟道较短甚至不明显，烟囱口径也小些。
7.东周时期煮盐圜底罐（瓮）与该区域晚商、西周早期煮盐工具盔形器相比，多为泥质陶。东周时期器底偏薄，腹部和底部内壁多方形、菱形、圆形几何纹，尤其是东周时期煮盐圜底罐（瓮）容积明显是殷墟时期、西周早期盔形器容积的6倍以上。盔形器盛盐量平均在3千克以上，那么，东周时期一件圜底罐（瓮）的盛盐量在18千克左右。换句话说，同样是煮盐，殷墟时期、西周早期与东周时期的煮盐方式可能存在一些细部差异。
8.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东周时期延续二三百年的煮盐工具圜底罐（瓮）详细编年不是很清楚，目前还不能了解每个盐业遗址群内部制盐作坊和各个盐业聚落群的时空关系，也就无法准确评估当时的年产量；由于没能清理到一个或多个完整的制盐单元，缺乏系统的盐业生产操作链遗存证据，从盐井提取的卤水如何净化、如何运输、如何存放、如何进入到盐灶上的煮盐陶器里等问题也不是很清楚。因此，齐地北部沿海地区东周时期制盐工艺流程不如晚商、西周早期和唐代及以后清楚。此外，齐国如何管理与控制食盐生产、保存、运输和外销，还缺少考古资料证据，也需要在靠近盐业聚落群内陆地区做进一步田野考古工作等。
注释
[1] 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19-32.
[2]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64,1422.
[3]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史记（修订本）:卷32：齐太公世家第2[M].北京：中华书局，2013：1785，1792.
[4]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史记（修订本）:卷129：货殖列传第69[M].北京：中华书局，2013：3923.
[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8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2：3923.
[6] 燕生东.山东地区早期盐业的文献叙述[J].中原文物，2009（2）.
[7] 燕生东.山东地区早期盐业的文献叙述[J].中原文物，2009（2）.
[8]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轻重甲第80[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22-1423.
[9]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轻重甲第80[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23.
[10]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地数第77[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64.
[11]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2：海王第72[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46.
[12] 郭正忠.中国盐业史:古代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6-28.
[13] 燕生东，田永德，赵金，等.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9）；燕生东.考古所见齐国盐业[G]∥齐文化博物院.蹴鞠与齐文化：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淄博卫星会议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269-286.
[14]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4：轻重丁第83[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75.
[15]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地数第77[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64.
[16]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地数第77[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66,1367.
[17]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23：轻重甲第80[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23.
[18] 燕生东.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G]∥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9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5.
[19] 山东大学盐业考古队.山东北部小清河下游2010年盐业考古调查简报[J].华夏考古，2012（3）.
[20] 燕生东，田永德，赵金，等.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9）.
[21] 党浩，王守功，刘乃贤，等.山东昌邑市盐业遗址调查简报[J].南方文物，2012（1）.
[22] 燕生东，田永德，赵金，等.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9）.
[23] 党浩，王守功，刘乃贤，等.山东昌邑市盐业遗址调查简报[J].南方文物，2012（1）.
[24] 党浩，曹军，刘乃贤，等.昌邑火道—廒里遗址群01（唐央）遗址发掘简报[G]∥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海岱考古：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52-156.
[25] 王子孟，蒲珅杉，崔圣宽，等.山东寿光机械林场东周盐业遗址发掘简报[J].东南文化，2022（1）.
本文原载于《 盐业史研究》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