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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纸店
故事本该
英勇且美好
Story
他焦头烂额的表情，
是“中国儿子”的标志性情态。
这样的男人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他们没有能力处理“紧张关系”，
他们什么都要，
却对于父辈和配偶之间的任何一方，
均难以兑现承诺。
处理家庭问题需要超强的能力，
因为家庭问题中，
理性永远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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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一九九一年李安在拍摄《推手》之前，他的个人处境已近山穷水尽，这不禁令人钦佩他处理电影节奏时的耐心。
出演《推手》中小孙子的小男孩，正是李安的儿子李涵。听说小男孩当时完全不肯参加演出，不惧威逼不受利诱，直至李安坦白地告诉小朋友，“如果不帮助爸爸的话，爸爸就要失业了。”
年幼的李涵反而答应了。
电影《推手》说的恰是“子女理当奉养双亲”的观念，在美国的文化环境中所经历的残酷检阅。但在电影之外，“懂事”的孩童却一如超越文化差异之外的情感符号，成为了电影所要传达的谜语之一。
《推手》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父亲朱老（中国武术师）、儿子晓生（留美电脑博士）、儿媳妇玛莎（白人女作家）、孙子杰米（中美混血儿）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生活。
赴美学有所成的儿子将父亲从北京接到美国“享福”。可惜对老人而言，儿子、孙子近在咫尺，幸福却远在天边。
在家工作的儿媳始终觉得父亲的出现严重干扰了她的创作，她只要看到朱老先生的脸、听到他的动静，就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这一家人，即使吃饭都要放着刀叉和碗筷，菜色也是中规中、西归西，谁也不肯妥协。厨房的主权之争，被搬演至餐桌上，两人没有语言的对抗，也不愿意学习对方的语言，却争夺着对于“家”的占有权和阐释权。
朱老丝毫不顾及媳妇工作时所需要的安静，他打拳、看电视、唱京戏……毫不礼让究竟是出于父权的惯性、还是仅仅表示一种决不妥协，还真是很难说。
李安巧妙的处理举重若轻，朱老手书的“共患难容易，共安乐难”，说的是中国式大团圆背后的五味杂陈与艰辛。这么一来，从文化到个性反而搅合在一起，难以辨认其有条有理的面目了。
在电影中，李安不遗余力地展示“老父亲”的不讨人喜欢之处，他不仅在家庭中故我不妥协，在太极拳课堂上也不顾陈太太的提醒，打翻了厨艺班的包子。
离家出走以后，七十七岁的老人去唐人街洗盘子，因为洗得太慢被老板羞辱，最后无论是餐馆员工、小流氓还是美国警察，都没能让他移动半步，他练习太极拳多年的内功终于令他成为了唐人街的名人……
这是李安式的诙谐，遮蔽了老人坚如泰山的固执心。
我前几天看到倪萍在电视里哭着怀念她的姥姥，老太太有一句名言是“如果你自己不倒，没人推得倒你”，倒是和朱老先生岿然不动的神功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老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捍卫，也可以理解为他坚硬的内心守护了自己的小家庭走过了革命风雨。只是那种接近于“青松”、“磐石”等等中国式品格符号的荣耀，却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家人难以割舍的存在。
与其说，这是李安在表现“父权”价值所遭遇的挑战，不如说是“父爱”的有效性遭到了残酷的怀疑。
身兼父亲和儿子双重身份的晓生，在听父亲说到抄家时为了保护他让母亲死于非命的往事时，轻描淡写地表示：“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提它干什么？”
这本来是一盆冷水，朱老倒也并没有表示过度的伤心，他只说，“活罪好受，寂寞难熬。”这种寂寞不是亲人不在身边，也不是受了多大的委屈，而是自我价值的怀疑。
对朱老而言，西方文明与价值观夺走了他的亲人。这样解释是偷懒而狡黠的，类似于我们也可以说是房价夺走了我们的亲情和爱情……
李安电影中的“私心”与“克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我们经由此照见自己的孤独。
对于朱老而言，“家”是饮水思源的“源”，是他和儿子、孙子的北京之家。而对于玛莎而言，朱老则是她考量婚姻生活范围之外的异类。
晓生在许多问题上模糊着自己的处理家庭事务的界限，一方面他在家的时间并不长，与父亲的接触也实在不会让他感到痛苦；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自己的不在场，搪塞着父亲与妻子互相折磨的日复一日。
他唯一主动出击处理父亲的问题，是安排父亲和心仪的老太太野餐，期待老人有新的婚姻生活，并安抚妻子，“你最近先对他好一点……”
这种软性的驱逐一方面是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他为自己的智慧而得意，另一方面，实质上的“排他”又使他难免感到内疚。
父亲最后的离家出走令他发疯，他打碎了厨房的一切，跟妻子发了脾气。他焦头烂额的表情是“中国儿子”的标志性情态，那种恨不得自残的无助，诱逼着矛盾双方之一为他作出重大牺牲，以便他可以拿出下一套哀愁的神色来为此心酸和遗憾。
这样的男人我们都很熟悉的，身边比比皆是，又实在不算是多讨厌的人，如果长相好一点，还能楚楚动人。他们没有能力处理“紧张关系”，他们什么都要，却对于父辈和配偶之间的任何一方，均难以兑现承诺。
处理家庭问题需要超强的能力，因为家庭问题中，理性永远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
家庭伦理问题的深奥之处恰恰在于，“合不来”并不等同于“分得开”。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合得来”，鸡飞狗跳、打打闹闹，却也一辈子没能分开。但真正“分开”的痛，却可以倾轧鸡毛蒜皮的“合不来”中复杂的私心。
对于《推手》而言，父亲最终离开了儿子的家庭，独自居住。儿子则以安顿父亲为由、买了更大的房子，却最终没有等来父亲。他可能会迎来新的孩子，日常生活得以又一次成形。朱老则学习到了如何在个人关系中保持节制，他放弃了他的渴望。
有趣的是，写作过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欧文·戈夫曼，曾经区分过家庭空间中经常展示的“前段”如客厅，和禁止访客进入的“后段”如卧室等区域。
房屋的“前段”部分被精心布置成我们想要别人看到的样子，是一种邀请；“后段”部分则不会精心整理。“厨房”可能才是家庭真正的活动中心。
沃伦·贝拉史柯在《食物》一书中也表示，“对厨房的控制，经常能转变为对家庭消费的管控。”在《推手》中，媳妇和公公同用一个厨房，一个好起油锅，一个偏爱冷餐。“儿子”和“孙子”则要吃下两份食物以示平等。
除此之外公媳几无交集，也没有什么过度的冲突。“儿子”在爆发脾气时候，砸的是厨房而不是客厅、卧室，似乎也意味着“厨房”是营养生活的背面，是杯盘狼藉。
一个热爱歌颂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其实是不应该走入厨房的。厨房是女性的空间，代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父亲走入厨房意味着性别的降格，本身就是一种妥协，也意味着个体身份受到限制，只能在烹饪中获得影响力。
造成这种妥协的原因，可能是身处异国他乡新生活中，个人价值的丧失。
《推手》中有不少有趣的细节，如玛莎感到饿了，就打开冰箱用手指挖一块蛋糕吃，那个蛋糕看起来极为可口，但我们知道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料理没有甜品。
现今翻译上最常使用的广东话“甜品”，借指西方世界中的“甜食”，而非甜点（任韶堂著，《餐桌上的语言学家》）。玛莎靠自己的食物符号来缓解内心的焦虑，朱老却因为保鲜膜用完了，在隔夜菜上覆了锡纸，炸了微波炉。
《推手》中最抒情、又象征爱情的段落，发生在朱老和陈老太太的课堂。许多华人在一起做包子，满手湿面粉，烟火气十足。朱老也没有他自我标榜的那么“对不起”死去的妻子，他对陈太太的爱和同情，牵挂和不安，实在令人觉得温暖又可爱。
比起家中没有人声、仅有器物碰撞的喧哗，公共空间的集体生活令朱老找到了家乡的温暖。倒回四十年，这一对不见得真能说到一起去，临到晚年，子女不亲，却共同热爱起相似的食物和顺眼的炊烟。
琢磨了一辈子“练神还虚”，最终不过是两个孤单的老人互相问候一下“等会儿有事吗？”
“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一个人可以原谅任何人，甚至原谅自己的亲戚。”愤世嫉俗的王尔德这么说。然而武功与烹饪都边缘化了，亲情也稀薄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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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怡微：青年作家。
性格不讨喜，人却挺好的。对时尚一窍不通，跟高跟鞋也装不了熟。对“鞋”第一次有了感动，是《岁月神偷》里说“鞋字半边難，亦有半边佳。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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