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文学艺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受当时政治倾向的影响，国家重视的只是文学、美术、戏剧这些在战争与革命中曾经发挥过巨大宣传作用的艺术门类，而曲艺、杂技、书法等则被一些有极左倾向的当权者视为旧营垒中的旧文化，是封建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书法艺术被边缘化了。建国之后的十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百年低谷。
产生这样的状况，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一是毛笔的实用性被时代否定。
从古代到民国，毛笔与书法艺术往往紧密相连，公文往来，鱼雁传书，日常琐记，
一般都是使用毛笔，而新中国一成立，书写工具很快就被钢笔、铅笔所取代书法的实用价值被抽掉之后，存在的必要性。
二是汉字拼音化产生的影响。
上个世纪初，就有一些学者大声疾呼，要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让中国真正融人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著名学者钱玄同就曾讲，汉字“最糟糕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人。”黎锦熙、瞿秋白等都从不同角度呼吁中国文学必须走拼音化的道路。建国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从政策法规的高度确定了汉字拼音化的道路，并积极实施于各级学校的教学之中。这一决定对于书法艺术来讲，更是釜底抽薪，既然汉字都没有使用的必要了，那么由汉字衍生的书法艺术真的还能走远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三是个别当权领导的偏见所致。
书法是否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在上世纪20至40年代就有过争论。蔡元培、梁启超、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等著名学者都曾从美学的角度对中国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书法与美术、音乐一样成为一门艺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便是郑振铎。他曾撰文指出，如果要把书法放进中国艺术史中与绘画并列，“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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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
如果这只是一种学术之争倒也罢了，要命的是，郑振铎先在写下此文一年之后，便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副部长，1952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郑振铎所编的《伟大的艺术传统》一书，收录了中国古代的绘画、雕塑，基至是工艺品，却将有数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排除在外。另外，由文化部直接管理、指导下出版的《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教科书中，葚至对书法只字未提。
四是苏联模式的影响。
建国后的十多年间，国人对艺术哲学、美学的理解多是苏联式思维，苏联没有书法艺术，中国便没有把书法当做一门艺术单列出来。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一切艺术、一切美都是客观世界的镜子，文艺所创造的形象要有典型性，要能为政治服务。用这样的原则衡量艺术，西方的浪漫主义、抽象派、印象派都遭受到这种苏式思维严厉的批判，莫奈、德加、雷诺阿的作品被斥为资产阶级的没落艺术。苏联人批，我们也跟着批，而且调子更高，甚至我国的山水、花鸟画也一度被视为封建糟粕。在这样的社会性思维背景之下，既抽象又缺乏所谓典型性的书法艺术，则干脆被关在艺术大门之外。所以，在中国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成立30多年之后，中国书法家协会才得以成立。
中国书法家协会的成立与发展的道路相当曲折：
1957年，在郭沫若、叶恭绰等人的支持下，中国第一个书法组织——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成立。
1960年，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成立。
1961年，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
1963年，浙江西泠印社恢复活动。
这些结社活动在当时进行得十分艰难。以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的成立为例，经由上海市政府委员、国家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政协委员沈尹默先生多年的呼吁和筹备，又通过副总理陈毅报请总理周恩来，最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才得以成立。一个地方民间艺术组织的成立，需要如此繁杂的报批手续实属罕见！
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文化遭遇了空前的浩劫，许多名碑法帖被当作封建糟粕付之一炬，许多收藏家因为害怕与封建糟粕有牵连而将自己的收藏主动献出，烧掉或打成了纸浆。如果说“文革”十年对书法艺术有些“正面”影响的话，那便是写大字报锻炼了大批书法爱好者，后来，这些书法爱好者中的优秀分子许多都“成长”为书法家了。
十年“文革”过后，在百废俱兴的大潮之中，中国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也渐渐抬起了头颅。
1978年，上海《书法》杂志创刊。
1979年，举办了当代第一次全国性的书法比赛——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征稿15000件，评出100名获奖者，作品先后在上海、福州、广州、开封展出，并出版了百幅优秀作品集，由此推出了大批优秀书法家。
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终于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周扬代表中央致辞，称“书法是一种高级艺术，它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特殊艺术门类，我们必须进行继承和发扬”。以此为标志，书法才得以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真正登上了艺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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