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晓萍 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节选摘自《管理视野》杂志（杂志订阅请至文末获取相关信息）。作者郭玉洁为《生活》、《单向街》主编，Lens 杂志记者，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专栏作家。
今天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出现导火索，一经动员，就成燎原之势。
这种情绪之所以如此容易点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经由主流的历史叙事，普通中国人的内心已经深植了两种情感：第一，鸦片战争以来饱受侵略的近代史所积累的屈辱；第二，秦汉之后中华帝国的强大与中心位置，使得人们常常瞧不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邻国。这两种情绪——屈辱与骄傲——成为了今天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基础。
事实上，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早已成为热点。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全球性的现象，欧洲对难民的排斥、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只是较为晚近的例子。民族主义可能是有益的，在受压迫时，它要求平等和尊严，但是它同样有可能变得封闭、排外，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和对他人的威胁。
既然民族主义是基于历史的讲述而形成的——比如鸦片战争以来的侵略，比如中国夏商周以来，朝代更替的政治文化连续体——那么，重回历史现场，重新讲述历史，就有可能松动僵化的国族认同，和理所当然的民族情感。
这几年在出版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书，就这一现实意识出发，来追问历史。比较有名的有许倬云先生的《何为中国》和李零先生的《我们的中国》。这两位大学者，探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疆域的中国的文化认同、与邻国关系的变化，这种讲述挑战了对于“中国”的主流叙事，也使得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更加丰富。
《重新讲述蒙元史》，也出自这一文化潮流。本书来自于2014 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蒙古族的历史学者、人类学者，也有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可见虽然谈历史，用意却既深又广。
为什么是蒙元？又为什么称作“蒙元”，而不是元朝，或是蒙古？
在中国的朝代更替中，有两个朝代成为叙事难题，一是元朝，二是清朝。两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汉人王朝，成为疆域辽阔、武功甚强的大帝国。长期以来，他们被视为异族，虽然是征服者，最终臣服于汉族文化，用儒家思想统治着王朝。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之后，蒙古族、满族不再被视为异族，这两个朝代仍被视为中国王朝的两环，但这种叙述仍然站在汉人的角度，带着心理优越感，并非一种平等的姿态。
在中国之外，关于这两个朝代却有不同的叙事角度。抛开清朝不说，由于在中国北边，存在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因此关于蒙古的叙事角度尤为丰富。
对于蒙古国来说，蒙古的历史，自然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曾经征服了世界（包括中国），在他们看来，由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只是当时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在元朝之外，还存在其他几个蒙古汗国，远至中亚、欧洲。在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政权仍以不同形式延续，直到被清朝统治，又于20 世纪初乘大清王朝分崩离析之机，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建国。
因此，“蒙元”，名字本身，即容纳了不同的历史叙事。
在中、蒙两国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试图把蒙古史放在亚洲史、世界史之中，进行讲述。在《重新讲述蒙元史》中，学者们不断提到两个名字，一位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一位是美国学者JackWeatherford（下称他的中文名魏泽福），他们都以蒙古史著述闻名。
魏泽福的两本著作《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和《成吉思汗的女儿们》为我们带来对于蒙古帝国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成吉思汗不是残酷无情的征服者。的确，蒙古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杀戮屠城的故事。但是作者反驳说，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残忍并不下于此。况且他认为杀戮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的战术，令敌人闻风丧胆，实际死伤人数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多。
在魏泽福的著作中，成吉思汗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懂得在不同的阶段联合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也是智慧坚强的政治领袖。当他统一了蒙古草原，就将部族古老的习俗编成“大法”，想要结束各个部落之间互相掳掠纷争、永无宁日的历史。
而成吉思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魏泽福认为，是他和子孙们打通了欧亚大陆，并拓展、维护商业路线，建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体系。货物、农产品、文化、医学、科技，在欧亚大陆流通，中国、印度、欧洲无不因此改变。而获益最大的是欧洲，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那时传入欧洲，如培根所说：“改变了全世界的外观和状态，第一样改变的是文学，第二样是战争，最后一样是航海。”以此为技术基石，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
魏泽福说：“成吉思汗出身于古老部落，但对于塑造以商业、通信、世俗化大国为基础的近代世界的功劳远胜任何人。”这种站在世界角度对于蒙古历史的新解读，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辽金元史学者萧启庆称之为“令人震撼”。
魏泽福、杉山正明和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研究蒙古史，是为了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他们想证明，在当今的全球化之前，早就有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全球化。正如学者吕正惠评论杉山正明著作时所讲：“草原游牧民纵横于欧亚大草原，无意中沟通了东西两方的文明，而其高明的骑射技术比起西方的枪炮和船舰来，不是更具有‘人’的味道，而较少机械性质的遍及生灵的杀戮性吗？”
同样的道理，对于蒙元史的重新叙事，也必将挑战中国以汉人、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在《重新讲述蒙元史》中，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传统中国史有一个基本的地理模式：一个中央大国，加上一个稳定的地理边界带，外面是蛮夷世界。这几乎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相较而言，由于欧洲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国历史，中心和边缘常常互相转换，因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视野。但是，在传统地理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和中国人）常常缺乏亚洲整体历史的眼光，不了解相邻的民族和国家，因此难以解释一些现象，在认识上也有很多盲视。比如北京，唐晓峰举例说，很少人想到，北京原本是王朝边地，是在南北长期复杂、越来越积累的互动历史中，变成了王朝首善，在这一历史地理选择中，北方民族起到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这种视角的单一，是这一系列文章都在反思的，尽管所谈的具体问题不一，但是学者们都在强调，要转换视角，“互为主体”，不断透过言说、聆听、观察、学习、实践，往复递进，相互启发，达成“同理心”的认识，从而避免单一僵硬的民族认同和不平等的民族、国际关系。这应该就是重读蒙元史带给我们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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