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对她的喜爱,只是源于那些“民国美人”、“绣口锦心”、“文艺才女”、“志摩挚爱”、“国徽设计参与者”等等虚幻空洞的形容和头衔。看过她一两首诗,听过一两个她的故事,偶遇到一两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
林徽因在当下的不幸:美貌成负担 旁枝成全部
今天的林徽因,几乎成为民国头号绯闻女主角。其实,她的感情是简单而又不应该过度被关注的,她在建筑上倾注的心血,要远远地高于她那些随手写的诗,随口说的话。只怪我们天生就爱听所谓的“弦外之音”。
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对民国往事一无所知的人,即便是读过她的故事,也不能真正说是喜欢她的。只有看到那个动荡不安、前途不明、人人自危同时又不断有文人墨客以婚姻自由为理由制造出各种风流韵事的时代背景,你才能知道她的一生,在爱情上倾注的不过是一腔纯粹的少女的春意情怀,而后的三个季节里,她和所有普通的女子一样,相夫教子,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与众不同的是,无论是在高朋满座的时候,还是在家徒四壁的时候,她从未尝试去假装,也从不违背自己的心意。即使为人母,重病中,她始终没放弃对美好的向往,对知识的教徒般的信仰,还有对家庭和丈夫的歉意,忠诚。
把她当成偶像来崇拜的人,也不能真正喜欢她。因为你还不能真正把自己当成她的朋友,来了解她出到伦敦时候的茫然,与志摩的浪漫,为思成付出的真心,以及和金岳霖相处时候的愉悦——她那最为人说道的“风流爱情”,不过是一个敏感而又漂亮的的女孩子再正常不过的表现,只是她比较真,不做作,不掩饰。
林徽因的名字周围,总围绕着许多名士大家: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胡适……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不同领域摘得过头筹的男士们,让林徽因这三个字有了一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耀眼的光芒,成为她才情,美貌与智慧的有力证明,更有好事者将她列为“民国美人”之首,她的那些与家人朋友一起拍的照片逐渐被曝光。
这种便利、快捷的了解方式,对这位学识渊博、专注于建筑的女学者而言是一场越积越深的误会。她生活中那些旁枝细节被放大成了生活的全部,似乎她的一生就是谈了几场恋爱;而她埋头学术的身影却少有人真正去欣赏。纵然是那些被热议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在饱含少女情愫与优越生活的情况下所做的部分被反复提及;她人生后半段的苦难、挣扎、病痛,才是她生命中最可歌可泣的部分,竟被有意无意地略过了,美貌,成了她的负担。
世人需知,真正的林徽因,是一个除了“才女”和“美人”之外,更复杂,也更值得怜惜、敬意的女子,她的一生都在争取一件事情——做自己,不取悦任何人。然而从出生开始,她的命运就注定是要与自己较量。
林徽因身边围绕着众多的男性,却一生没有一个文化圈里的女性朋友,除了完全生长与美国在美国文化中成长的费慰梅,她几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同龄女友。
很多人认为这是“同性相斥”使然,何况当时无论从才学、家世还是美貌上,都少有人能够和林徽因相提并论,何苦要拿自己来衬托她的清新脱俗呢?其实,林徽因没有女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样复杂,一方面是她身边确实没有出现几个在性格上偏男儿气能够欣赏她的女性,另外是因为,林徽因不善于女人间的感情热络,她和母亲的关系,使她无法成为一个在无害的绯闻和家长里短的聊天中建立与女玩伴们深厚友情的人,她从未得到过那样的训练,这才是主要原因。
女神是怎样炼成的:不良母女关系倒逼
林徽因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费慰梅。她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妻子,他曾多次来到中国学习交流,所以得以和妻子结识林徽因梁思成夫妻,并一起在北京、晋中考察时结下深厚的友谊。费慰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徽因给她建议的,她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与徽因在很多方面有共同语言,一见如故,无话不谈。
这位外国朋友常收到林徽因的信,她是她唯一可以放心诉说内心想法的听众,因为她不会带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理解所谓的母女夫妻,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林徽因是一个纯粹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品位,有追求和评判标准,也正是因为这样,林徽因更愿意和她通信交流。
当时,异母弟林恒从福建到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寄住在她家里。林徽因待他亲如同胞,母亲却不肯释怀,常常与林恒起着无谓的鸡毛蒜皮纠纷。这让中间人林徽因对丈夫抱歉,对胞弟愧疚,更对母亲失望透顶又无可奈何。
林徽因年轻时,才华横溢,众星捧月,她受不了自己的母亲是一个狭隘的人,她们争吵,吵得越凶,内心留下的伤痕越重。“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碰巧”这个词,真是才女宿命般的形容。那些拥有严厉慈爱的父亲温婉传统的母亲的人,那些看着父母恩爱白头的人,是无法理解“碰巧”这个词背后的无奈的。作为子女,你偏偏有这样一个永远无法改变、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父母,他们做的事情你不认同,但你能做的,就是接受这种宿命,尽力去维持和气的家庭关系,并把自己保护好,不要受伤。这样的生活很累,也很勉强。
讽刺得很,才女林徽因是大家喜欢的,却不是母亲喜欢的。许多对林徽因持有意见的人,觉得最受不了的就是她在客厅里口若悬河一刻不停的性格,她随时都想成为所有人的焦点,不仅语速快、思维跳跃,而且表达的充满奇趣和艺术性,她的表情丰富而热烈,有时候还伴有动作,那么鲜活那么可爱,真是令人羡慕又嫉妒。然而这一切热闹的背后,隐藏着不被母亲理解的女孩,她多么希望母亲是自己的听众,多么希望这些可以和母亲分享,但她们之间最好是无言相对,否则是无法自控的恶语相向。也许,真正快乐地在绅士们中间表达自己的林徽因,只有在那一刻才能稍微淡忘一点母亲带给自己的痛,那痛苦不是矫情做作,也不是无病呻吟,更不会是放大自己的失意,这种痛,只有成长于家庭不曾美满又格外渴望得到幸福的孩子,才能了解,是怎样日日夜夜地惆怅,又不允许自己去怀疑这天然结成的血缘关系。
林徽因不是完美的人,她渴望得到安稳的生活,以及与自己的才华相称的体面家庭。她也和我们一样,对外人可以忍让可以谦虚可以敷衍,对至亲的人却不知不觉变得挑剔和苛责。父亲去世之后,和她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只有母亲一个。而且这个女人长久以来,饱受丈夫冷落,凄凉之时徽因悉知悉见。却又忍不住对她生气,对她失望。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好强、忍耐,以及对婚姻的认识。
欧洲之旅开启别样人生:英伦遭遇徐志摩
1920年4月,林徽因跟着父亲从上海坐油轮出发,前往欧洲。这一趟航行开启了徽因从家庭走向自己人生的旅程。
5月的一个好天气里,徽因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航海生活,她开始了四个月的欧洲大陆之旅,九月,林徽因跟着父亲抵达伦敦,他们在伦敦西区的一所公寓里安顿下来,入读圣玛丽学院。
梁思成此时远在万里之隔的中国,徽因还没有和他熟悉起来,她身边出现的了一个浪漫的诗人,成为她文学上的导师,生活中的玩伴,情感上的寄托,这个人便是徐志摩。
徐志摩是银行家的儿子,他家境优渥,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早早和门当户对的张幼仪成婚。后来他决定远渡重洋去美国学习,至于他究竟在美国学到了什么,史料记载得非常含糊。似乎这个才子一开始想要学习的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后来又转而学政治学。到第三年,他放弃了美国的学业,要到欧洲去寻找自己认可的精神导师罗素,然而罗素几年前就已经被剑桥除名了,他兴冲冲来落了个单,只好在欧洲结交新朋友打发时光。这种不在意文凭,跟着老师的足迹千里求学的做派,倒是非常符合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风貌。他们喜欢读新杂志,非常看重报纸上有分量的时评,无论是听课还是与人聊天,全有一种天下大事我来读的气度,就算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也有一种自珍自爱进而敬人爱人的气质,徐志摩在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当中,更因为无经济忧虑和家庭负担而格外潇洒。
就像大学问家顾随先生说过,身闲+心忙=寂寞,心烦意乱而踌躇满志的青年人,客居异乡,在陌生的环境里只能乖乖生活于狭小的圈子,必定是最寂寞的。而林徽因和徐志摩这两个充满诗意的人,就在年轻寂寞的时候,相遇了。
世界上许多事情,只能许心领神会,不然一说便俗。林徽因与徐志摩之间的感情也许就是这样一种。一个是世上少有的情种,一个是才貌无双的美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只有他们自己知晓,而留给旁人的,是因他们彼此特别的身份所留下的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千对情侣有一千种爱情,谁在乎谁多一些,谁为谁牺牲得少一些,这样的衡量只有外人才会在意,当时相爱的两个人,只希望这世界上只因为有自己的存在,而能给对方带去不同的、无可替代的意义,只要这样就足够了。而徐志摩对于林徽因来说,是文学启蒙者和美学引导者,林徽因对于徐志摩来说,更是这世上有别于一切女性的特别的存在,是唤醒他灵魂和诗情的女神。
徐志摩恨不相逢未娶时 林觉民携女归国断情思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感情在往来频繁的书信中与日俱增。徽因秀丽的字迹和灵动的语言,让志摩一下子陷入了一个真正理想的爱情旋涡中。真是恨不相逢未娶时,徐志摩对林徽因表示,自己愿意解除上一段婚姻,和她结为夫妻。
这也是打开诗人之路后,徐志摩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竟然是最为世人所诟病的——与怀有身孕来国外投奔他的发妻张幼仪离婚。他说自己信仰爱和自由,因此要正式结束过去那些不自由的婚姻,给自己一次机会,也认为这是给妻子一个机会。至于腹中胎儿,他毫不避讳地建议张幼仪去堕胎,那一刻他那么绝情,让人难以理解一个可以为落日流泪的诗人,何以亲口说出如此冷酷无情的话来。
而这一切,世人都说是因为林徽因。徽因何其无辜,她一生都因为与志摩的这次邂逅而对张幼仪心怀愧疚,那时候她不过十几岁,懵懵懂懂,又对徐志摩的生活一无所知。
徐志摩是对林徽因表白过,然而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他“一贯作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风流多情的徐志摩,彼时在异国就算遇到的不是林徽因而是另个蕙质兰心的佳人,恐怕也会对发妻一纸休书。
对一个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而言,求婚无异于一场盛大而过早的赞美,一个男子能够给女子最高规格的肯定,就是向她求婚。林徽因收到志摩的信,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察觉到神情异样的徽因,林长民主动询问,才知道这件事。父亲也没有对女儿有什么训斥,他知道自己的小兄弟徐志摩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发生这种罗曼蒂克的事,他已经预料到了。
所以林长民给徐志摩写了一封很客气的回信,以家长的身份感谢他的厚意,但自己的女儿恐怕无法承受,只愿这件事情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这做法,也正如胡兰成常说的,民国时的人物,多有一种天地清朗、明月直入磊落光明的风范。
林长民选择将女儿带回国内,就这样,林徽因和徐志摩不告而别,那些爱慕、情书,小鹿乱撞的心情,都留在遥远的异国,他们从此再也回不到那样一个“我已亭亭,不忧亦不惧”的时节,纵然以后重逢,也无法让时光倒流。
林徽因回国之后,徐志摩在伦敦继续生活了一年。这一年里,他真正融入到英国文学圈子里去,认识了更多圈里的朋友,饱读西方文学名作,并将西方人的诗情与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结合,在诗词创作上,开辟了自己的天地,他形容自己的这一年里的生活是他“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在第二次来到英国故地重游的时候,徐志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抒情诗歌《再别康桥》,它从此成为诗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留传后世。那优美而又略带感伤的情绪中,蕴藏着一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不安和无奈。
两人分别十年后的一天,已为人妻人母的林徽因,在徐志摩主办的诗刊上投来一篇作品,他们此时已经是纯粹的文学好友,然后徐志摩却从林徽因的投稿中,读出了十年前那个花季女孩的心思,当年的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感情交流,更多的是这样的诗作场合,虽然有无限柔情,但也仅限于“艺术创作”,谁都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艺术加工,多少是陈年往事了。不过辨别真伪也毫无意义,此时两人都君已成名我以嫁,又何必再去把曾经拥有的东西全部搅碎直到辨出血还是肉呢?
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是当他坠机身亡之后,却独独不见当年与林徽因初识恋爱的那段时间的日记。虽然并不能肯定他是否将当时的爱恋写进日记里,林徽因还是非常想亲自读一读,无奈徐志摩大量的日记一直在好友凌叔华那里保管,徐志摩去世之后,凌叔华不肯把逝者的日记拿出来。林徽因便写信给胡适,请这位德高望重的兄长从中调停,在胡适的劝说下,凌叔华才勉强将一些日记送到林徽因家里,正好去的那天,林徽因不在。翻遍了所有送来的日记之后,林徽因发现缺少的正是有关自己的那本,于是又亲自登门去取,偏偏凌叔华也不在家。徐志摩虽英年早逝,却也不枉一生有几个女人爱着他,护着他。凌叔华作为徐志摩的知己,偏偏不喜欢林徽因,她直到徽因去世,都没有将这部分日记交出来,谁都不知道,那里面究竟写了怎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