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把对人的尊重，“把人当成人”的人文思想当作其思想核心。在他论述中贯穿着真挚而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肯定人本位的前提下，他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人，人学的本质是写人。他主张作家必须倾注于人物的创作、典型的创造。
当进入创作领域，他强调的是创作的主体是人，强调作家、诗人的主观真情和真诚。
钱谷融先生的人学思想最为倾力探索的是人的秘密、人性的秘密、艺术的魅力秘密。而对诗意的追求则是他的人学思想的最高的境界。
尽管人们已经对钱先生的艺术理论，尤其是“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做出定评，我认为仍然有着深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将先生的全部著作联系起来，发现却有着它的整体追求和内在逻辑；我将它概括地称作“钱谷融的人学思想”。钱先生的人学思想，不仅有着它独特的学术价值，更有着不可忽视的当下的价值和意义。
年先生是根据高尔基的说法来写《论“文学是人学”》的，在讨论中，肯定文学是人学是一个共识。但是我认为，钱先生的人学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提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和内在的逻辑系统的文艺主张。
在先生全部论著中，可以看到，他把对人的尊重，“把人当成人”的人文思想当作其核心。他认为，对人学的呼唤即对人的呼唤。在他论述中贯穿着真挚而深厚的人文主义思想。所以，我认为如果将钱先生的人学思想仅仅作为创作论是不全面的。
在肯定人本位的前提下，他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人，人学的本质是写人，于是有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文学本质论、典型论的批评。他主张作家必须倾注于人物的创作、典型的创造。
当进入创作领域，他强调的创作主体是人，强调创作主体的作用，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创作主体论，但是，他的一系列论文都在强调作家、诗人的主观真情和真诚。
他的学生鲁枢元曾经这样概括钱先生的文学和主张：“文学是这样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
先生的人学思想最为倾力探索的是人的秘密、人性的秘密、艺术的魅力秘密。而对诗意的追求则是他的人学思想的最高的境界。
对“人学”的呼唤
《论“人学是人学”》，可以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篇当代人文主义的宣言。
鲁枢元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一文中，对钱先生的人学理论有很好的概括：“其全篇反复强调的是，文学创作不能把写人当作手段，当作反映某种‘本质’，‘规律’或反映某种‘现实’、‘生活’的工具……写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己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
钱先生这些主张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是针对“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作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的观点，在一面倒“向苏联学习”的氛围中，苏联的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几乎成为不可置疑的理论。工具论就是季莫费耶夫提出来的，他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的工具”。显然这种机械的反映论，全然无视文学的对象是人。正是针对这样的观点，钱先生提出“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发出了“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的人学呼唤。在这里，可以看到钱先生的理论勇气。
钱先生的人学理论，不但把写人看成是文学的任务，也关乎文学的对象、性质和特点，而且其核心是尊重人，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钱先生的人学理论，体现着最早的一种人的意识的觉醒。
对诗意的追求
一切都集中在写人上，那么必然提出一个命题，就是怎样写人，写怎样的人。钱先生人学思想一个突出的特色，按他自己的概括是：“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在钱先生看来，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诗意的发现和对人的美的发现。我以为钱先生不但具有深厚的诗学修养，他更具有诗人的气质。他是带着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和渊博的西方文学的修养，提出他一系列的人学主张的。
早在解放前，在钱先生的有关论文中，就展现了他是一位充满理想的人，充满了对世界真善美的向往。他说：“那在人类的脑海里闪耀着的，那人类所‘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不是那三颗光辉灿烂的明星——真、善和美吗？人类对他们真是无限地向往，无限地仰慕。人生疮痍满目，缺陷重重的。然而人们相信，在那遥遥的彼岸矗立着的‘真善美’的世界，却是那么辉煌，那么神奇，那里有着人生所缺少的一切珍宝，贮备着人类所梦想的一切欢愉。”
早年，他几乎带着一种天真，对美是那么地向往：“美是绝不会给人以不幸的。无论是美的自然，美的艺术品，或者一个美的人，都只会使人感到欣喜，感到快慰，感到自己如已置身在一个更高的世界了一样。美对于人类，实在实在是一种超升，一种解脱。”
对于真善美的探求，充盈在他早期的论文之中。他对于诗的内涵的理解是丰满的。在他看来：“美是一种高度的和谐，无实的言行，即失却统一性，就不可能是美的。”。他对诗意追求的目标，是真善美的统一。“美是真、善的精英，真和善只是美的高贵之王的羽盖下的两位贤明的宰佐。我们追求真，追求善、追求美，都是为了美化人生；我没得到了美，也就得到了真和善。”
这些思想积淀于他早期的美学的理念，终于在他的人学理论得到演展和深化。在2000年，他提出更为精辟的见解：“我爱好文学，文学的本质是诗，所以爱好文学就是爱好诗。而我们的诗（我指的是古典诗词），我认为是古往今来，世界上所有的诗中最最美丽的。我一接触到它，就常常会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就立刻情不自禁地飘飘欲仙起来。”而他的诗意追求，集中在“写出真正的人”。他说：“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把一生的心血，交付给了他所创造的人物，他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人物来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为此，他提出怎样写好人物的原则：
其一，要写好人物，作家的立场、态度和感情是最重要的，作家必须首先要尊重人，“把人当作人”，他强调作者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而他特别重视的是作者必须具有真情，具有“深厚纯真的感情”。他指出：“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其二，他主张创造典型形象，这是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所证明的。但是典型，必须是具有生动的而个性和复杂的人性的。这在钱先生人学思想中是格外重视的。他以其精湛的艺术分析对曹禺笔下的人物的丰富、具体、复杂的人性解析，为其理论提供了范例。
其三，他认为这一切都必须写出作品的诗意，主题的诗意、人物的诗意，作家对于诗意的追求，意味着对最高的艺术境界的追求。“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
正是出于这样的审美理想，钱先生发出如下的感慨，提出一个令人深思、振聋发聩的大问题：“使我遗憾的是，最近100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的思想与技巧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他们的作品却缺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更是日见其杳如了。”
钱先生对世界文学的忧虑和思考，是耐人寻味的。虽然他没有展开论述，但是单是这样提出问题，已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了。
钱先生意味深长地提出“我们必须建立其对人的信心”。他说：“今天的物质文明是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始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人。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物质，必须同步前进，人类决不会找不到对付物质力量的办法。问题是在于我们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这一点，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尤其重要。有了这样的信心，我们的前景就会显得光明起来，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也阻挡不了我们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而奋斗的勇气和决心。”
在钱先生看来，文学的诗意和美正是从对人的信心，对人类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而产生出来的。
对人性的探索
似乎为了进一步阐发他对于怎样写人的人学思想，于20世纪60年代初，钱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物创造的论文，如《“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蘩漪》《“夏天里一个春梦”——谈周冲》《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管窥蠡测——人物创造探秘》等，尤其是有关曹禺的《雷雨》的人物论，成为解析人物复杂人性，以及对人物进行精辟艺术分析的范例。
他之所以选择曹禺的人物，是因为曹禺是一位塑造人物灵魂的圣手，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如蘩漪、陈白露、仇虎、愫方、瑞珏等，都是堪与世界文学的典型人物媲美的艺术形象。但是，在对曹禺的人物的评论中，却有着不同的意见，尤其是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对其作品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
钱先生抓住误读的焦点人物加以解析。如对周朴园，当人们把他作为一切罪恶的元凶，那么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罪恶的。尤其是他对侍萍的怀念，也看做是伪善的体现。在钱先生看来人性是复杂的。周朴园作为一个具有封建性的资本家，显然他的性格心理都带有他的阶级本性：“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周朴园都是故意装出来的，都是有意识给人看的。这样想就把一个人的复杂的心理面貌简单化了。”那时，他就指出“处在社会关系高度复杂化的现社会中的人，他们的个性总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蘩漪这样复杂的人物，钱先生对她的评析，确实深入到人物性格的、人性的、心理的底里。一般评论认为《雷雨》的主要矛盾冲突是周朴园同鲁侍萍，甚至说是周朴园与鲁大海。这实际上是将现实矛盾和戏剧冲突混淆起来，以阶级矛盾代替戏剧冲突。在他看来，“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操纵着全剧，她是整个剧本的动力”；“蘩漪是周家悲剧的导演者”，蘩漪是“向周朴园进攻的主将”。钱先生在回答这一切是为什么的时候、就在更深的层次上，从蘩漪的身世、处境、心理，以及曹禺的审美企望和世界观的综合的分析中，将蘩漪的复杂心路历程和乖戾阴鸷的心理精细描述出来。在分析她同周朴园、周萍、四凤、周冲的复杂关系中，她的复杂人性的纹路被钱先生揭示出来。
《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一文，看来是分析语言艺术的。但是究其实质，仍然是对剧作精彩的艺术分析和对人性和心理复杂性的分析，甚至对于人的灵魂的剖析。譬如，钱先生对《北京人》中，曾家一家子为愫方的婚事而向愫方“征询意见”的那一场戏的分析，可以作为艺术分析和人性分析的范例，他在逐层展开的台词拆析中，揭开每一个人最隐秘的内心和他们话语的潜台词。确如钱先生所概况的：“这一场戏写的完全是家人间的谈叙，而所谈的又是婚嫁的喜事，可是这里面却是危机四伏，紧张万分。而通过这一个短短的场面，诸如曾浩的自私、思懿的狠毒、愫方的忠厚软弱、江泰的心直口快，以及曾浩与思懿之间的勾心斗角、文清与愫方之间的同病相怜，无不跃然纸上，历历如在目前。”其他如对潘月亭报复李石清的一段对话的分析、对瑞珏新婚之夜的独白分析，将人物灵魂的深处的秘密都揭示出来。让人们看到，人是最复杂的，人性也是最丰富的。
钱先生的艺术分析，对人性的探秘，构成他人学思想的支柱。
对艺术魅力的探寻
钱先生的人学思想，其隐性的内在逻辑是十分周严的。当他的目光专注于文学的重心是人，那么世界文学的一系列光辉的典型形象，都成为他所向往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其中所包孕的丰厚的诗意，是他最受感染最受感动的；这种艺术的魅力是怎样来的，则必然成为他舍命追索的课题。
钱先生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在探寻艺术魅力的秘密。晚年，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艺术的魅力》《文艺创作的生命力与动力》《真实与真诚》《关于文艺特征的断想》《关于艺术性问题——兼评“有意味的形式”》等。
艺术的秘密，的确是值得探寻的。钱先生的回答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之点，我归结为三真论：真情、真诚、真实。钱先生是一位极度重视“真”的学者，而在三真中，他尤其重视“真情”。先生本人就具有“赤子之心”。他在写给学生鲁枢元的《关于生态美学通信》中说，“你说我所一再强调的‘人性’是一个颇带‘自然主义’的说法，说的很对。我所重视、赞美的人性，确实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童心’。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你提到的华兹华斯的‘神圣之灵性’，以及康德所说的‘胸中的道德律’，或者中国一般老百姓所说的良心（天地良心）。进一步你谈到我一生评人论文的标准就是这个‘赤子之心’，不但深得我心，而且把我所到达的境界，更加提高、扩展了。”
于是在他探寻艺术的魅力的时候，可以说将他这种纯真的“赤子之心”融入其中了。他说，魅力从何而来？他引用清人焦循的三句话：“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他认为这三句话道出一些艺术的秘密。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真情。艺术是在感情上打动人的，是诉诸人的整个心灵的。为此，“作家艺术家必须具有强烈真挚的感情”。这是中国诗的魅力所在，也诗意的秘密。
钱先生还谈到“微妙”。显然在他看来，这也是艺术魅力的元素。他引用俄国画家的话：“艺术起源于至微”。艺术常常是从最微细的地方展示出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他又引用清末民初的王闓运谈诗的话：“无感则不能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亦不能诗”。在他看来，微妙就是独创性。“不但是有话要说，还得有独特的话要说，这种话，只有你才说得出，别人是见不到，说不出的。”他认为“感情真、观察细，所见深，也就有了诗”。钱先生将真情、独创与诗联系起来。“独特的感情，独特的色调，是一种创造，是真正的诗”。
对于真情的强调，使他提出“形象思维是有情思维”的独到见解。这仍然与钱先生对于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的理解联系在一起：“正像艺术的根本特点一样，应该是在于它是饱含着感情色彩，一刻也离不开感情的。”他认为：“形象思维其实就是想象。想象的运转得靠感情的推动。好比钟表的走动要靠发条，鸟类的飞翔要靠翅膀，感情就是想象的发条，感情就是想象的翅膀。无论是艺术，无论是形象思维，都是离不开感情的。”
钱先生的人学思想是超前的，他提出了艺术生命的概念，将艺术形象的生命同作家的主观感情世界，也就是生命的世界联系起来。再次强调主体的作用。
他说：“艺术形象是主客观的统一，单是生活现象的罗列，或是人物、景色的纯客观的描绘。都构不成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必须关注作者的感情，渗透着作者的爱憎态度，包含着作者的美学评价的。”他引述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创作实例来说明，无论是一首诗，一部小说，一首歌曲，只要它是深深感人的，必然是“作家或艺术家的心血——思想感情的结晶”。
他认为要达到高度的现实主义，必须把真诚同真实结合起来。“只有在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相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
在他强调作家主观的真诚时，他一再提醒，作家即使做到真诚，但不一定达到真实，达到真实，是比达到真诚更为困难的。他意味深长地引述赫尔岑的一个故事。赫尔岑在写作《往事随想》时，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总是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样要花很多时间，使写作变慢，但是，他说：“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显然，这里凝结着赫尔岑的宝贵经验。
对于人的探索、对人性的探索，必然导致对于艺术魅力的探索，而最后仍然归结人——作家——创作的主体，他必须达到“三真”，才有可能到达人学的最佳境界。
不可忽视的人文主义的脉络
我感到钱先生的文艺思想，确切说是人学思想，是有着他的深刻追求的。他的人学思想显然延续着中国现代人文主义的脉络。
所谓新人文主义，是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引进而不断延续下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以及新月派的梁实秋；还有林语堂，陈寅恪、汤用彤、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
也有传统的人文主义，显然，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如对于人道主义的倡导，“人的文学”的提倡有其自我发展的轨迹。
我并不认为钱先生的人学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的中国影迹有着直接延续，但是，钱先生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一种延续，起码是同“人的文学”相呼应的。他的人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借鉴外国优秀的文艺思想的精华，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中国诗学传统中提括出来的。
据此，我认为钱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的人文主义的文艺思想家。他以独到的思考，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的文艺主张。从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起人文主义的旗帜，以其独特的色彩、独到的文思而屹立在新中国百花齐放的文艺思想之林中。在中国的当代文艺思想史上总应该有着他不容抹杀的地位。（文/田本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