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个信息深深刺激了我。
6月1日，国际儿童节，阿里巴巴第一大股东软银，宣布减持阿里巴巴的股份，消息一经传出，阿里股价重挫6.5%。
这是软银和阿里合作16年之后，首次出售所持的阿里股份。而减持阿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软银相中了印度市场，它要把在放在中国的钱投到印度的“阿里”——Snapdeal公司身上。
就在同一天，印度当局公布了2016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相比于中国第一季度的6.7%，印度7.9%的同比增长率冠绝全球。
上面这两条信息都说明了一件事：过去我们一直嘲笑的三哥，正悄然崛起，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近到我们的脖颈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
▌印度：被中国光芒所掩盖的低调大国
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通过简单、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GDP和另一个国家的GDP作比较，得出的一般共识肯定是这样的：中国的GDP增长大幅快于印度的GDP增长。很多人因此简单地认为，印度的发展似乎不那么成功。
但要知道，从新世纪开始，印度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在所有的主要经济体中一直屈居第二位，仅次于中国——这个情况在2015年发生了变化。当年印度经济增速已超越中国，而现在的一致预期是，未来这种经济增速差会拉得越来越大。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速，印度一枝独秀）
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了避免经济增速放缓，出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刺激计划（较之于中国的GDP而言），相比较而言，印度在几乎没有实施强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轻松保持了高于6%的增长速度。
中国的增长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大水漫灌，而印度的增长更多的是来源于私营企业的活力，是纯粹的由效率的提升产生的，两者孰优孰劣不言而喻。
去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的显示，201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将加快至7.4%，明年达7.8%，2017年至8.0%，上升势头明显，相比之下，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今年的增速将会放缓到7%。
而现实告诉我们，大家都大大低估了印度的潜力，而明显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弹性。
高盛曾经预测，印度要2020年才能超过法国和意大利，2025年才能超过德国和英国，2035年才能超过日本。可印度今年便超过了意大利和巴西成为第七大经济体，现在看来几乎明年就会超过法国，2020年左右德国就会被印度赶超，日本最迟在2030年也必然会失去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替代者也是印度。
更可怕的是，印度7.9%的增长率很可能只是个开始，谁也不清楚印度在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率，更不会清楚它的高增长会持续多少个十年——事实上，从印度人的年龄结构看，印度的这轮高速增长期，至少不会少于中国曾经历的30年。
▌印度因何资本逆袭？
1、比当年的中国更诱人的人口红利
中国之前的高速增长和人口红利有莫大的关系，而据2015年7月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统计，2022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与中国人口同等量级的印度，目前刚刚开始享受远比当年的中国更诱人的巨大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印度将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劳动力，同时印度一直位居全球劳动力成本最低国家的前列，印度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优势将将不可撼动。
（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逼近。即使中国立即放开“二胎”政策，劳动力困局依然无解。
2、世界上最大的英语使用国，数十万的硅谷精英
英语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世界上有75个国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给予英语十分特殊的地位，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讲英语，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全世界大约有3.75亿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另外有20亿人在相当程度上懂英语。
当一门语言取得国际交往的标准语言地位时，你掌握它，意味着沟通、交流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而在印度，除了1亿左右英语使用者，印度还有2.5亿可以拿英语做简单对话的人口，总计3.5亿已经跟美国打了平手。并且随着印度英语使用人数的上升，印度英语口音已经是标准的英语口音之一了。
当我们还自认为东南亚是华人控制的后花园时，印度人已经在中东、非洲、欧洲、北美、中美、大洋洲四处开花落地结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人被欧美主流所接受的程度远非中国人能比。
Google的Sundar Pichai（CEO）是印度人，微软的Satya Nadella（CEO）是印度人，百事的Indra Nooyi（CEO）也是印度人、Adobe的ShantanuNarayen（CEO）还是印度人，诺基亚的、万事达卡、高知特、德意志银行、肯德基、思科这些公司的高管都是印度人。
早在200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2.4%的硅谷科技公司有一位来自国外的高管和技术领军人物，印度裔占到了25.8%。而到了2012年，印度裔人才领导的公司占到了33.2%。这么多印度高管的背后，有着更多的、数十万的印度白领大军还在一步步往上爬。
在美国硅谷的人口数量中，印度裔只占到了6%，但是创办的公司占到了硅谷所有公司的15%。
3、堪比中国90年代的基础设施，与发展潜力
去过印度旅游的人都知道，印度基础设施不佳，“脏乱差”一直是为人诟病甚至取笑的对象。尽管印度在人均GDP这个维度上跟21世纪初的中国差不多，但是在基础设施这个维度上仅相当于中国的90年代。
比如高速公路。印度的公路里程甚至要比中国更多，但是高速公路里程数仅有200公里，和中国的9万多公里相去甚远，甚至不如领土面积少得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仅仅相当于中国90年代初的水平。
中国已经发展到几乎村村通公路的的阶段，成长空间有限。而印度基础设施上的落后，则更像一个好消息：它说明印度在这方面的潜力。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互联互通将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想想过去中国依靠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未来印度将可以轻松复制我们走过的路。
4、极佳的战略地理位置
印度的地缘环境非常优越——一桶油从中东走到印度，比走到中国要少走5/6的路程。
南亚地区在地形和气候上都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印度受其他陆上强国侵略的几率大大降低。
此外印度处于南亚次大陆的中心地带。辽阔的国土、雄厚的国力都使印度在小国林立的南亚地区战略优势异常明显，地区第一强国的地位无可动摇，并且这种优势因有地理环境的保护而不易受到外来势力的挑战。一支独秀的地区环境使印度得以顺利地以南亚为依托，从地区大国的基点出发开始自己的世界大国的征程。
不同于被岛链死死围住的中国，从海权论的角度来看，印度具有自身特殊的战略优势。印度洋作为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桥梁，扼守着东西方交通要冲，是当今最繁忙、最重要的海上贸易线路之一，其中印度洋上的石油贸易航线对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有着决定性的战略意义。
印度只要有不算太弱的海军，就可以无限扩大自己的影响。位于印度洋中心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印度发展海权，走海上强国之路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洋虽然面积广阔，但却被亚洲、非洲和大洋洲三大洲所包围，有三条主要海上通道使它和别的水域相连，即马六甲海峡、好望角和苏伊士运河。这三条险要的水道扼守了印度洋航运的咽喉，为印度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增添了便利。
正如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所说：漫长的海岸线在给印度留下无限的希望。
1、推行“印度制造”战略。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了类似中国广东的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吸引外资，打造工业园，作为推动“印度制造”支持战略。
3、加大开放，鼓励外国投资。充分发挥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不断改善的产业政策等优势，废除繁杂的投资手续、加强政策和税收体制的一致性和清晰度，积极吸引外国投资。
4、提升政府效率，打击腐败。整顿政府工作作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严惩基层腐败，鼓励女性公务员上岗。
5、大打经济外交牌，助力国内政策。莫迪不论出访哪个国家，都致力于宣介“印度制造”、游说外国投资者、争取当地印侨支援印度建设，外交为经济服务成为最突出的主题。
这种改革，远比邓公当年更彻底——结合其人口、教育、科技等优势，印度的后发优势几乎无可阻挡。
毫无疑问，现在的印度远比中国要有潜力的多，但大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因为基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的惯性认识，基于印度识字率不高，还在被种姓制度牵绊、交通基础设施极度落后的表面！
但此情此景，是否似曾相似？
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法还在为了战后利益而勾心斗角，却不曾想到，只是配角的美苏会成为日后世界的霸主。
1945年，站在西德的领土上，美国不曾想到，在这片被联军的炮火摧残殆尽废墟上，会再出现一个工业强国。
还是在1945年，美国决定复兴日本以遇制中苏，不会想不到战败的日本会在战后短短二十年，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在日后危及到美国的利益。
日本人更不曾想到，在创造了半个世纪的经济的奇迹之后，突如其来的泡沫破裂，会让日本经济再也无法向前。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经济增速已经超我们的大国，有人却因为印度的种种问题，而选择性的忽略它的崛起。殊不知十几年前的中国也曾贫穷、落魄，有很多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地方。如今中国不一样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
我们一直担忧中国经济放缓，会不会步日本这样发达国家经济的后尘，却从不焦虑，身旁的印度会不会在未来悄然追赶上我们，鸠占鹊巢，以致让中国无路可退？
这才是最可怕的：对当今的中国来说，可能形势没有到生死存亡的境地，但如今的中国，放眼望去，新经济的增长引擎在哪里？我们凭什么有信心，一定能取得转型的成功？如果短期，甚至比较长一段时间，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方战场都没有突破，还有没有位置供我们退防？
或许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知道答案：我们没有退路了，因为我们身后有印度！
《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既然无路可退，我们唯有一路往前。
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
近期网络上一篇题为“不要让华为跑了”的文章广为流传，这篇文章讨论的话题是华为公司因为生产成本高而将部分板块从深圳迁移到东莞。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国内媒体报道较少，但在国外商业界却引起了轰动——今年5月，苹果公司CEO库克访问印度，宣布在班加罗尔建立iOS应用设计和开发加速器，并表示考虑未来将全部生产线搬至印度；另外，苹果公司及其代工厂商富士康已经达成意向，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购买1200公顷土地投资100亿美元建立工厂，用于制造iPhone手机。有报道称，富士康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立10到12家工厂。
这两件事情背后有着相似的逻辑，那就是，随着生产成本的相对变化，企业向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或国家迁移，从而改变原有的商业版图。如果说华为从深圳搬迁至东莞只是省内、国内迁移，不影响中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话，那么苹果和富士康向印度的迁移则不得不引起重视。事实上，苹果和富士康绝非个例，包括三星、IBM、通用电气等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国际先进企业以及中兴、TCL、金立、Vivo等国内企业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印度经济潜在的巨大机会，开始抢先布局。
当提起印度经济的崛起，在中国往往能听到两种对比鲜明的观点：一方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加之种姓制度、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等障碍，不可能对中国形成挑战。许多去过印度旅行的中国人对印度脏乱差的卫生环境印象深刻，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对所谓的印度崛起嗤之以鼻。而另一方则认为，印度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语言和制度上更容易被西方主流社会接纳，正因为其起点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更显著，因而认为印度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已经对中国形成了威胁，将成为“下一个中国”。如果将前一种观点比作“印度斜视症”的话，后一种观点则可以称作是“印度崛起焦虑症”。
那么，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是否准备好了？对此，我们将其拆分为如下三个子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其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再次，如果印度经济崛起，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印度经济会不会崛起？
过去几年间印度经济增速呈加快趋势，IMF预测，2016年和2017年印度经济仍将保持7.5%的增速。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则从10%之上下滑到了2015年的6.9%。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表现低迷、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印度成为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一些迹象似乎表明，印度经济将起飞。有学者认为，印度将复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经历。
支持印度经济会成功的理由通常在于以下五点：第一，印度劳动力成本较低，且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第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发展经济的动力较足。当前执政的莫迪政府高调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并提出要把印度打造成21世纪全球制造的中心。国际社会也倾向于认为莫迪政府是一个有改革魄力、致力于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的政府。第三，印度地理位置优越，易于发展海洋贸易。并且印度在历史上曾长期是英国殖民地，在语言和制度上与西方主流更相容，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纳。第四，印度在服务外包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且培养了大批国际化的信息技术人才。第五，相比于中国，印度距离“增长前沿”更远，因而经济增长的潜力更大。
最后，如果上述理由都不足以成为印度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的话，那么对于企业家而言，还有一个不得不关注印度的理由，那就是印度太大了。这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超大国家，以至于是一个不能错失的市场——如果你已经错失了中国，你想要再错失印度吗？
另一方面，印度也有数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发展形成阻力。第一，印度缺乏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条件，基础设施落后，文盲率高、人力资本不足。第二，政府执行力较弱、腐败丛生，导致大型项目建设难以推进。第三，印度的国民储蓄率低，因而难以调动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投资基建；而如果大规模依赖外资的话，那么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稳定则可能受到挑战。第四，种姓制度会限制分工协作，阻碍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
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上述因素中除了种姓制度之外，其他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也存在基础设施落后、人力资本不足、户籍制度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彼时，很少有人成功预计到了日后中国奇迹的发生。事实上，即便是到了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大部分西方人士仍对中国经济的成就将信将疑。但事后来看，很多所谓的先天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劣势的因素在特定条件下会变成优势。比如，正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所以“铁、公、机”交通基建投资和电力基建投资一度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再如，如果暂时不考虑公平正义的维度，那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缓冲器的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另外，中国经济的储蓄率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断上升的。
上述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印度经济，但是关于印度经济未来的发展前景，理论上仍然存在多种可能。事实上，“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难的研究话题之一，原因就在于经验证据有限，难以进行可靠的实证研究。在有限的经济史案例中，关于大国经济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经济学家尚未出现具有公认力的统一解释，对于预测大国经济走向则更是乏力。就像二战结束伊始没有人预期到德国和日本经济会在战后迅速重建和崛起一样，就像在1970年代末少有人会相信落后封闭的中国会在三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关于印度经济的未来，没有全能的先知。这也警示我们，要时刻对这个新兴大国保持开放心态。
简言之，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相对理性的回答是：印度经济有诸多优势，也面临不少障碍。尽管我们对于印度经济是否会崛起，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难以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两点是确定的：
其一，发展之路从来不会平坦。中国在过去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和荆棘，诸如自然环境恶化、不平等拉大、社会冲突加剧、食品安全等，印度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样都不会错过。
其二，如果印度经济开始崛起，那么其发展模式将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崛起之路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充分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实行出口导向模式。
如果印度经济崛起，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
首先显然存在正向影响。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巨大市场，如果印度人均收入开始稳步上升，那么必然会带动服装鞋帽、家电、摩托车、汽车、通信、基建、住房家居等一系列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印两国经济也有一定的互补性，印度经济增长毫无疑问会给一些领域的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但更多影响是负向的，印度经济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带来挑战。
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是一个经济规律。印度的劳动力不仅比中国便宜，而且人口结构更加年轻。一旦印度克服了制度上的障碍，走上出口导向型的快速发展轨道，中低端制造业企业就可能搬迁到印度去建厂生产，就像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从欧美和日本承接制造业一样。富士康和苹果的转移就是一个例证。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必然意味着就业机会的转移。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中国的时候，欧美和日本已经是高收入国家；而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约一半的居民生活在农村，数千万人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之下。如果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就业机会大量迁移到印度，那么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失去一个强有力的引擎。
除此之外，挑战还存在于软实力的国际竞争上。大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全方位的竞争。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经济体，受到了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关注和认可。中国成为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一个标杆，在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医疗卫生、园区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亚洲和非洲众多经济体学习模仿的对象。这种关注和认可既是软实力的象征，同时也切切实实地有利于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拓展经贸、政治、文化关系，在全球化中获得真金白银的实惠。试想，如果在中国尚未基本完成城市化、经济尚未达到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印度经济迅速崛起，那么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领导力必然会大大削弱。
如果印度经济崛起，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如上所述，印度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追赶者。但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有印度不可比拟的优势。中国的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远高于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优于印度，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配套体系，这也是印度在短时期内难以赶超的。人口结构老龄化虽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劣势，但是老龄化本身还远远未起到恶化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每年仍然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以及更多的受过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的劳动者在寻求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业真正的威胁在于扭曲的经济结构。高工资并不一定是坏事，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只要工资上涨是生产率提高引起的，那么即便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制造业企业也不会迁出，因为这是“好的工资上涨”。但如果工资上涨是因为高房价、高医疗成本、高教育成本等因素引起的，而与此同时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是“坏的工资上涨”。
坏消息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坏的工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需要维持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土地财政、金融约束等方面的原因，房价和房租在涨、医疗服务价格在涨、子女接受教育的综合成本在涨。从而，工资不得不上涨。2015年，深圳房价在一年间上涨了接近50%，如果华为不能相应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或者说服员工无视房价上涨的话，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华为离开深圳，要么员工离开华为。就这么简单。
另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受政策支持部门的繁荣发展也结构性地抬升了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当建筑工地提高工资且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也不得不向工人提高工资。连富士康这样的大型企业都明显感受到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其他中小型普通制造业企业的困境可想而知。正是这部分坏的工资上涨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导致富士康去印度建厂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在印度生产产品变得更容易了，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产品变得更困难了。中国经济并不是被印度比下去了，而是被自身的结构扭曲所困扰从而削弱了竞争力。
好消息是，这些“坏的工资上涨”是可以通过改革来避免的。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助于减缓房价上涨。通过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加强财经纪律，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反腐、简政放权、摒除限制创新创业的制度藩篱，有助于孕育多样性，使得人尽其才，减少教育中的无用功和恶性竞争。通过更合理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特别是健全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负担。
总而言之，印度经济近年来出现了良好发展的势头，尽管这一势头是否能够保持下去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印度经济崛起，就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带来挑战。面对印度经济可能的崛起，“印度斜视症”和“印度崛起焦虑症”都有失偏颇，应当避免。我们要做的是客观分析、预判可能性、冷静面对，一方面要抓住机遇，提前布局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积极通过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来应对挑战。一句话，真正与中国经济赛跑的是自身的改革和创新，而不是可能崛起的印度。
文/潇帅点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