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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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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可以说，是经过长期民族融合以后的一个开花结果的时期，这种融合体现在种族与文化两个方面。
隋朝重建大一统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立，民族纷争。北方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先后分为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十六国主要是由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部族建立的政权，北朝指由鲜卑拓拔部建立的统一北方的北魏，及分裂后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南方则先后存在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从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胡汉之间的隔膜很深。南朝的史学家骂北朝胡人是“索虏”（拖着辫子的胡人），北朝史学家则骂南朝汉人为“岛夷”。但是，历史的发展结果，却是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南朝被北方所统一。重新统一中国的力量，就是构成隋唐新民族与新文化主体的北方胡汉混合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魏晋之际，进入中原地区的北方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其部落组织被改造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
第二阶段是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统治华北或局部地区的政权，同时本民族开始汉化；
第三阶段是北周到隋朝建立，中原政权回归于融入了胡人种族与文化的汉人，但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与文化。
第一个阶段可以十六国最初的政权“汉”的建立者刘渊及其匈奴部族为代表，原本居于塞外的匈奴部族，用刘渊从祖刘宣的话说，是“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载记》）。
第二个阶段就是十六国和北朝，是几百年血与火的年代。第三阶段则可以隋朝的建立者杨坚和唐朝的建立者李渊为代表，他们的家族和统治集团，都属于胡汉混合型的种族与文化。形象地说，可以将这一民族融合过程归纳为从刘渊到李渊的过程。
鲁迅说过“唐室大有胡气”。其实，隋唐皇族都是胡汉混血的家族。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西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七女，出自鲜卑，所以隋炀帝杨广有一半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四女，与杨广为姨表兄弟；李渊的窦皇后，其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则唐高祖和他的皇后都至少具有一半的鲜卑血统。而唐太宗李世民以下，自然是一胡汉混血的人种了。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父为鲜卑，母为汉人，则唐高宗李治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了。这样的血统，自然无法以胡汉相区分。所以，在隋唐时期，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很少有种族隔阂，也因此在政策上少了许多种族歧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惯称为羁縻政策。当唐朝征服一个民族之后，并不改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在当地设立羁縻州府，任命他们的首领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这种政策，无疑具有一定的开明性和积极意义。
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内奔的突厥请求在内地安置时，群臣都反对，以为是一个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7）。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击破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也就是说，一旦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对西北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当唐人以一个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时，外部世界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胡汉之分，而俨然是一个新的民族。如中亚诸国就将唐人统称为“唐家子”，或译作“桃花石”。这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声威之煊赫，另一方面也是唐朝民族融合的反映。
而唐人自身也并无民族隔阂和区分的意识。入仕唐朝的大量少数民族将领，历史上称为蕃将。唐朝本身具有的声威，使得在其最盛时与之建立某种政治隶属关系的民族或国家达到三百多个，大量的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人在唐朝入仕做官，形成了许多蕃官、蕃将世家。从唐初开始，蕃将就是最被倚重的力量。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就都是出自中亚的胡人，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将领也都是胡人，如哥舒翰等。据《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安禄山与哥舒翰这两个著名的混血儿之间，曾经有一段经典的讥讽性对话。安禄山对哥舒翰说:“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相亲爱？”哥舒翰回答说:“谚语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心。”安禄山觉得哥舒翰在以“狐”讥其“胡”，怒骂曰:“突厥敢尔！”双方都可以拿对方的种族开玩笑，原因就在于突厥也好，胡也好，其实都是正在融合而成的唐朝新民族的重要来源。
蕃将中还有许多人被赐姓李氏，著名的如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的李光弼，其父是武则天时期归附唐朝的契丹酋长；唐末和朱温争霸的李克用，是突厥别部沙陀人，其父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姓名为李国用。这些家族，后来都将构成华北汉人的一部分。
此前，南北朝时代活跃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匈奴、羯、氐、高车（丁零）、柔然（蠕蠕）等，甚至包括鲜卑各部，到后来就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了。不是他们自然消亡了，而是融入到华北汉人之中，构成了隋唐新民族的重要来源。著名文学家元稹，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本是鲜卑人，但即使在唐朝也没有人认为他少数民族。即如李白，原本在唐朝不存在族属问题，只是到了今天的研究者那里，才出现了他是否异族的争论。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文化的出现。隋唐时代的文化，无疑不能称之为汉文化或中原文化，而只能是胡汉混合的新文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物质器用，唐文化无一不打上了胡汉混合的烙印。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北朝以来，社会上活跃着一批明识远图、雄健勇武的杰出女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就是那个时代妇女的典型形象。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三寸金莲弱不禁风，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这些对女性的传统束缚和偏见，在隋唐时代都还没有成为传统。
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大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用，而且存在着三教合一的趋势。唐玄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是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各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一派的景教、出于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清。
文学艺术方面，隋唐文化的胡汉混合特色更加明显。且不说大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气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旧典；《礼毕》，即《文康伎》，据说传自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乐则来自外国。唐太宗灭高昌后，增《高昌乐》，又以《燕乐》换《礼毕》，为十部乐。在民间，同样有大量的胡人乐舞流行着，而且一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自娱自乐的艺术品性。而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琵琶、箜篌、羯鼓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婚丧礼俗和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和器用，从服饰、食物、家具到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一大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文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总之，相对于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汉文化，到隋唐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与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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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是大一统的重建和历史有序化进程的重现。而这时期在整个东亚历史上，则被称为是东亚的动荡时代。可以说，强大的隋唐帝国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处于民族纷争、南北对立的状态。辽东本汉朝四郡之地，高句丽自东晋以来就据有辽东，实际上在东亚世界处于某种中心地位。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又称高丽）三国，围绕着半岛的统一而反复展开激烈的争战。对于朝鲜三国来说，如何处理与中国大陆强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三国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或者联盟，或者对抗，无可回避。对于隋唐帝国来说，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是确立自己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因此，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而日本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与唐朝建立关系。
隋朝与朝鲜三国的关系，大体与百济、新罗比较平稳，而与高丽发生了激烈的战争。当时，高丽是半岛上力量最强大的政权，而且据有辽东。隋文帝时期，高丽还联合靺鞨进攻辽西，在隋军强大的攻势下遣使谢罪，罢兵修好。 隋炀帝即位后，要求高丽王高元入朝谢罪未果，便决心大举东侵。大业八年（612）、九年、十年，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目标是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隋炀帝征高丽的战争不仅无功而返，而且成为引发隋末农民战争的导火线。
导致隋朝向高丽开战的主要背景，是高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和强大地位，而与隋帝国确立在整个东亚的霸主地位相冲突。唐朝代隋而立，给了高丽一次重新选择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新即位的高丽王抓住机会，积极与唐朝修好。一方面主动遣还隋炀帝伐高丽时陷没当地的华人，同时，请求唐朝颁历、册封及输入佛教、道教，摆出了结束战争，服从唐朝的姿态。但是，高丽并没有打算放弃其在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强势地位。而建国初期的唐朝，一方面鉴于隋炀帝伐高丽导致的惨痛教训，一方面国内的统一战争还在继续，影响东亚局势的突厥势力依然构成威胁，所以在高丽问题上还没有树立真正的影响力。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只是在表面上同时册封高丽、新罗和百济王。
唐太宗即位后，唐朝的东亚政策转向主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致书百济武王，要求百济和高丽停止攻打新罗。其后，唐朝接受了奚胡、契丹等东亚部族的归附，又打败了突厥，加强了在东亚的地位。面对唐朝的进逼态势，高丽采取的是积极备战的策略，修筑了东北起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城），经今怀德县、昌图、开原、铁岭、沈阳、辽中、辽阳、鞍山等市，直到营口入海的长城。为了发挥在东亚的领导作用，唐朝决心使高丽臣服。一方面加强与百济和新罗的关系，通过外交努力孤立高丽，迫其就范；同时也不断有战争的议论。由于百济与高丽结盟，并在紧张形势下囚禁唐朝使臣，唐与高丽终于再次发生战争。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征高丽，在局部上收复了辽东，但在全局上并未达到臣服高丽的战略目标。唐朝也因此确立了长期作战的方针。而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当时东亚政局的走势。
唐高宗即位后，百济继续加强与高丽结盟，以对付新罗，并导致与唐朝绝交。高宗前期，保持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态势，并于660年讨平百济。其后，从南北两路进攻高丽，进而引发了一场东亚各国的全面战争。663年，日本出兵援助百济，与唐军激战于白江口，惨败而归。666年，强硬的高丽国王泉盖苏文去世，诸子内讧，泉男生投奔唐朝。唐朝乘机出兵，在668年十一月，攻陷平壤城，高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与唐一度联盟的新罗，在唐朝力量进入朝鲜半岛后，与唐朝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新罗不断扩充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一方面吸纳百济遗民，另一方面支持高句丽遗民反抗唐朝，向高句丽旧境渗透。675年，新罗基本上统一了朝鲜。而唐朝方面，由于高句丽遗民的顽强反抗，以及对外政策的重心由东向西的转移，逐渐从朝鲜半岛撤退，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回辽东。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受息兵政策的指导，对朝鲜半岛基本采取修好态度，两国关系有很大进展。唐朝在东亚的总体目标，是建立以唐为中心的国家关系秩序，而不是要长期占领和直接统治朝鲜。所以，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很快稳定下来，并进入到实质性的政治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轨道。新罗不断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并参照唐朝的制度制定了自己的礼仪典制。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唐末，是古代国家关系中友好邻邦的典范。
日本（八世纪以前称倭国）在公元478年南朝刘宋末倭王武遣使以后，直到600年重开遣隋使，中日两国断绝了交往。隋唐帝国的出现及其引起了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自然也在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唐朝初年开始，留学隋朝回国的日本学生就向日本政府提出发展与唐朝关系的建议，希望通过学习唐朝的“法式”来建设日本的国家。但是，由于日中关系以朝鲜半岛为纽带，而当时的日本政权在朝鲜半岛更加注重与百济的关系，唐朝则以新罗为属国，唐日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障碍。在唐的日本留学生与新罗的接触，促进了日本与新罗的交往，并进而导致了贞观四年（630）日本第一次遣唐使的派遣。贞观十九年（645），日本发生“大化革新”，日本社会飞跃发展。在大化政府初期，日本力图加强同新罗和唐朝的关系，而新罗在与高句丽和百济为敌的形势下，也想维持与日本的关系。但是，在当时东亚存在的唐朝、新罗与高句丽、百济两大阵营之间，日本政权内部存在着分歧。649年以后，日本亲百济派掌权，百济王遣使与日本通好。而日本对唐朝让其出兵救援新罗的要求置之不理。日本要向唐朝显示自己和中国一样是东亚大国，一样要使夷狄臣服。因此引发了唐朝与日本在朝鲜的直接交锋。在白江口战役中，日本战败。但唐朝的政策是保持东亚政治力量之间的相对平衡，所以要求新罗保全百济领土，同时向日本派遣使臣以求建立友好关系。
新罗统一朝鲜，并在其后达成与唐朝的和解后，唐朝的东亚中心国地位确立，东亚两大政治阵营的对立局面结束。日本因此放弃了与唐朝对立的立场，同时也是免除了来自唐朝的威胁，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从八世纪以后，日本与唐朝的友好交往十分频繁，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东亚世界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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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后，晋室南渡，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要到隋朝建立并灭陈后，才得以结束。所谓大一统，在这里所指主要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和南北疆域的统一。关于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将在另外一讲中专门论述。关于隋朝在疆域上的统一，实际上是在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基础上达成的。
从政治血统看，隋朝是北周的继承。隋朝建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尤其是西魏北周时期融合了北方民族血统与文化的汉人势力的加强。北周是以六镇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人为核心组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建立的政权。但到周武帝统治时期，民族差异已经大为减少。府兵制创建之初，将帅都用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皆为胡姓，具有部落兵的色彩。到武帝建德三年（574），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在西魏时汉族兵将不断进入府兵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改革，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这就导致了汉族平民大量进入府兵系统，史称“其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与此同时，在关陇集团内部，汉人势力也逐渐加强。
杨坚是北周宣帝皇后之父。其父杨忠北魏末年随宇文泰入关，西魏时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北周初年进位柱国大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杨氏属于关陇集团中的核心家族。杨坚之妻是西魏八大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的七女（独孤信的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嫁给了另一位大柱国李虎之子李昞，生李渊），而杨坚的长女又是宣帝的皇后，于是杨坚有了双重皇亲的身份。正是凭着这种特殊的家世和身份，当宣帝即位后北周政权开始出现混乱之时，杨坚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打算，并着手为夺取政权作准备，注意接纳腹心，以建立自己的集团。北周政权中的许多汉族官僚，都逐渐与之交结，“或素尽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托”（《隋书·李安传》史臣曰）。在谋划夺权的过程中，杨坚有许多其他人没有的条件，也得到了许多特有的帮助。
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去世，杨坚迅速接管了北周政权，并平定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的相继起兵。三方叛乱声势浩大，而且都与被北周灭国的北齐旧势力有关，实际上变成了北齐残余势力的一次颠覆统一的暴乱。如在尉迟迥起兵的过程中，在山东大族的煽动下，出现了“赵魏之士，从者若流”（《隋书·高祖纪上》）的局面。
十二月，杨坚以周安静帝的名义下诏，“诸改姓者，悉宜复旧”（《隋书·高祖纪上》），将西魏初年为了确立关中本位政策而改为鲜卑姓氏的汉人全部恢复其汉姓，表明自己是代表汉人的政治势力，并且示与魏周政权彻底决裂。这个举措，标志着自十六国东晋以来的民族大融合已经告一个段落，北方的政权回归到融合了多民族文化乃至种族血统的汉人手中。
大定元年（581）二月，杨坚接受周帝的禅让建立隋朝，改元为开皇。隋朝取代北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尽管新的政权还是掌握在关陇贵族集团手中，但在关陇贵族集团内部，最高统治权已经从以鲜卑贵族为核心变为以汉人贵族为核心，而且是自十六国以来以汉人为首的政权第一次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使得历史发展的趋势明朗化，南北矛盾即使在形式上也已经不再是民族矛盾，南北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统一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北朝以来走向统一的趋势最终以由北方消灭南方政权的统一格局而确定了下来。
隋文帝杨坚继承了北周武帝“包举六合，混同文轨”（《周书·武帝纪下》）的理想，隋朝建立之后，就有了并吞江南之志，并与高熲商派可以带兵平陈的将帅之才。在高熲的推荐下，开皇元年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摆开了平陈的架势。九月间，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并为行军元帅，发兵攻陈，并命尚书左仆射高熲节度诸军。正式打出了统一的旗帜。
但在隋朝建立之初，北部的突厥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使得隋朝的统一事业还不能迅速展开。在北周时曾经护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熟悉突厥内情的长孙晟建议隋文帝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方针，经过几年的分化工作和军事进攻，到开皇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臣附与隋，隋朝的北顾之忧得以解除。
在解决突厥威胁的同时，隋朝并未放弃灭陈的准备工作。开皇七年（587），隋朝利用江陵（今属湖北）后梁政权内部的贵族势力倒向陈的时机，以陈纳叛为词，下令废其国，消灭了这个自北周以来就成为傀儡的政权，拉开了正式伐陈的序幕。八年二月，陈人又出兵硖州（今安徽凤台县西北），这促使隋文帝决定发兵讨陈。十月，正式下诏伐陈。诏书抄写了三十万通，在江南广泛散发。接着，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率领九十个总管，大军五十一万八千，兵分八路，从巴蜀到东海之滨沿长江数千里的战线上，向陈发起总攻。诸军皆受晋王杨广节度，又以高熲为晋王元帅长史，主持军中事务。十二月，杨素率舟师出三峡，乘夜偷袭陈守卫长江险要的水军，顺流而下，直抵达汉口。其他各路大军也都先后兵临长江。形势不断沿着隋朝方面的部署向前发展。《资治通鉴》记载，开皇九年正月初一，陈后主朝会群臣时，“大雾四塞，入人鼻，皆辛酸”，于是出现了陈后主昏迷不醒的情况，而且采石守军皆醉，颇疑当日隋军采取了毒气战。贺若弼利用敌人的麻痹心理，自广陵引兵渡江，陈兵竟然没有发现。韩擒虎将五百人夜渡长江，守者皆醉，顺利地占领了采石矶。
当建康朝廷对于面对隋军的进攻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久议不决的时候，贺若弼已于正月七日攻克京口（今江苏镇江），进据钟山。韩擒虎也已经率军屯驻到了建康城外的新林。一向怯懦的陈后主吓得日夜啼泣，建康朝廷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十二日，贺若弼率领八千甲士大败陈军，俘陈将萧摩诃；韩擒虎自新林向建康城内进军，在归降的陈将任忠的带领下，领兵直入朱雀门，进至宫廷所在的台城。陈后主在感叹了一番“非唯朕无德，亦是江东衣冠道尽”之后，不顾群臣的谏阻，带着张贵妃、孔贵傧仓皇逃入后宫景阳殿的枯井之中，随即被隋军俘获。陈朝至此宣告灭亡。
陈后主被俘后，陈的一些地方官还有据城抵抗的，但很快都被讨平。杨广还让陈后主致书于在岭南割据自保的冼夫人，使得岭南诸州也很快接受了隋朝的统治。陈的统治区域全部纳入隋朝的版图，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第二年，江南还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隋暴动，各地酋豪对于隋朝的斗争几遍及旧陈全境。尽管这些暴动都被迅速压服，但它说明了隋朝在南方的统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完全巩固。
隋朝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这是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这样一种统一的格局，是由南北朝以来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了的，同时，也是当时双方力量对比的必然结果。天下统一了，但巩固统一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加强对包括江南在内的地方的控制，而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也因杨广平陈的大功而日渐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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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杨广不仅在做晋王时为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做皇帝以后，巩固统一的意识也非常强烈。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修建通往边疆地区的驰道、设立河西四郡等，都贯穿着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
隋炀帝的此种努力是建立在隋朝强盛国力基础上的。从隋文帝统治初期开始，隋朝的国力就在迅速增长。平陈后，隋文帝进行了府兵制度的改革，将原来兵农分离的职业兵，改变为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制度，军人都在州县入籍，其家庭应负担的赋税、兵役义务，和其他编户一样，都登记在户籍和计帐上，军人本身则仍受军府的统辖。在府兵制最终完成向兵农合一转化的同时，国家掌握的纳税户口也极大地增加。军事力量的加强和纳税户口的增加同步实现，这是隋朝国力强盛的重要原因。
隋朝初年国家控制的户口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时，为700万户左右，到隋文帝末年（604），超过了890万户，十五年间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样的速度，不会完全是人口的自然增殖，主要是大量的隐瞒户口被检括出来。由于著籍户口的大量增加，国家的财政储备急剧上升。加上隋文帝注意节俭，官僚机构也不是很庞大，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下，国家又不用支付养兵之费，所以到隋文帝统治的中期，府库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著籍户口，还等于拥有了用之不尽的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劳动力。隋炀帝即位后，局面稍稳，立即下令“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并将男子成丁年龄由此前的二十一岁提高到二十二岁，其前提是“是时户口益多，府库赢溢”（《隋书·食货志》）。所以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
604年十一月，隋炀帝下诏征发丁男数十万，在洛阳的外围四周开挖一条长堑，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淇县），渡黄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作为洛阳的屏障，以弥补洛阳没有关河之险的缺陷，工程全线几千里。十几天后，正式下诏营建东京。四个月后，于大业元年（605）三月下诏正式开工营建东京，仅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东方大都会。动用的劳动力是“每月役丁二百万”。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御，尤其是加强对还有着割据倾向的北齐旧境的威慑。毕竟洛阳比之长安更有居天下之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在关东地区，是长期与西部政权对峙的北齐旧境，颠覆统一政权的危险还明显存在着。
就在下令开工营建东京的第二天，隋炀帝又颁布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的诏令，紧接着便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姓，开凿通济渠，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进而沟通黄河与淮河流域。这项工程征发的民工，“前后百余万”。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修建沟通淮河与长江的水运工程。与此同时，在长安至江都（今扬州）间修筑了四十余所离宫别馆。这些工程，从大业元年三月底开始，到七月底就全部完成。尽管《资治通鉴》记载，在开凿运河和修造龙舟和各种船只的过程中，“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但政府修建大工程的能力还是明显地很强大。八月十五日，隋炀帝乘龙舟从洛阳出发，通过运河前往江都。仅仅挽船的人力就达到十八万余人。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期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又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绵亘千余里。由于工程浩大，工期紧急，“筑之二旬而毕”（《资治通鉴》卷180），所以如《隋书·食货志》所说，“死者太半”。他北巡的队伍本身就是隋朝国威的一个极好显示，“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北蕃酋长们，无不为之叹服。
大业四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线二千余里。永济渠的工程量更加浩大，大抵到大业六七年间完工。大业六年，又开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乘龙舟北上涿郡，开始经营攻打辽东。永济渠的开通，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纳入了运河体系，为加强隋朝的经济力量和政治上的控御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这是在经略高丽之前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出巡和军事预演。隋炀帝亲征吐谷浑，使今青海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归于隋王朝的版图之中，并因此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期间，隋炀帝还在燕支山（今山丹大黄山）会见高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吐屯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隋炀帝因此设置河西四郡，丝绸之路全面开通。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他的这些紧锣密鼓的举措，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力。隋朝的动荡，在隋炀帝征辽与高丽的战争开始之后，很快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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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代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尤其是灭陈统一南北后，摆在隋朝统治者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由于它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时期，隋代二帝的一系列措施，都具有了为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多民族国家而努力的改革意义。由于隋朝二帝的改革，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重大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基础上，隋文帝开皇三年（683），在北齐已经出现的“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即通过卖官收回中央对地方佐官任命权）做法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规定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改革地方行政体制，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与此同时，在选官原则上接受了北周“选无清浊”的做法，在制度上取消保证士族门阀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根据贤良才学标准举荐选拔官吏的做法越来越被普遍采用，并逐渐过渡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开皇十五年，下令废止州县乡官，即彻底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由地方长官辟署的出自地方豪右大族的州县官，门阀士族通过控制地方政权影响整个政治形态的特权最后丧失。九品中正制的最后废除也在这一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至此告一段落。
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必然引起中央机构事务的大量增加，而中央机构政务处理机制尚未得到相应的调整，因此造成了“事繁政弊”的情况。另外，过去地方为州、郡、县三级体制，递相统领，中央只管数量不多的州，改为州、县二级制以后，不仅中央直辖的州的数量大量增加，而且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加强，县的许多事务也由中央直接管辖。再者，废除地方长官自辟僚属的制度以后，“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州县官吏的任免、考课全部集中到中央（《隋书·刘炫传》）。这些都使得中央机构的事务大量增加。
在地方政务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中，中央行政体制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央政务机构进一步扩大，行政体制不断完善。以尚书机构为主体的中央行政机构，到炀帝时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完善。
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不断制度化的同时，在皇权的运用方式上也表现得更加专制。君相关系中皇帝决断一切，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的局面，既有隋文帝个人独断专行的因素，也有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本身不完善造成的。其后，隋朝的政治体制在适应新形势的方向上，不断调整和完善。
隋文帝确立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担任宰相的体制。虽然整个隋文帝时期，基本上都是尚书左右仆射专掌朝政，而且宰相基本上还是汉代丞相“掌承天子”身份的继续，作为皇帝私人助手的色彩很浓重，相权与皇权的责任区分不明确，相权在制度上还缺少对皇权的制约。但随着开皇、大业之间仆射专掌朝政格局的改变，到大业六年前后，逐渐形成了由他官与三省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的新格局，开唐代知政事官与政事堂制度的先声。
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门下省职权性质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高。门下省在隋文帝时主要还是皇帝的顾问、谏议和侍从机关，虽然门下省有的官员也可以对尚书省的奏事有所驳正，但尚未确立其在国家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固定地位和明确职权，所以门下省长官纳言的宰相地位并不稳定。这种情况到隋炀帝时有了根本改变，大业三年，设立殿内省，将尚食、尚药等在生活上侍奉皇帝的部门从门下省移出；又改给事黄门侍郎为黄门侍郎，借用吏部给事郎之名在门下省置给事郎之职，“置员四人，从五品，省读奏案”（《隋书·百官志下》）。 这是三省制确立的关键，因为门下省不仅要签发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而且尚书省的奏案也要经过它的省读，这就使得三省在政令决策和政务执行的不 同环节上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门下省也因此取得了政权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经过政治制度上的这一系列改革和调整，一个全新的适应大一统帝国重建局面的政治体制建立了起来。这个体制对后来的唐朝帝国发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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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治世。但是，所谓贞观之治，并不是说贞观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而是指那个时期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即使在唐朝，贞观时期也不是最好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方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一方面，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尚未得到恢复，土地荒废、人口减少，全国呈现出一片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还很尖锐，不仅一些农民还在亡命山泽，继续进行反抗，一些地方势力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好用人政策问题的基础上，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国方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方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比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而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山东士族的立场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骨仇恨，主张人心难治，应当实行高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面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很快确定了实行教化的治国方针。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人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心，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自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治！”（《贞观政要》卷1《政体》）。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而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把皇位夺到手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而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心动魄的夺取皇位的斗争，使他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自信，有着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风度，十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一人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用，充分运用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行。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的讨论中，太宗一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臣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面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大好转，出现了纷纷请封泰山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自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比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自丧乱以来，近泰山州县凋残最甚”（《唐会要》卷7《封禅》；参见《资治通鉴》 卷194），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行乡饮酒礼的诏令中，还提到“比年丰稔，闾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 《唐会要》卷26《乡饮酒》）。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之育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自信，能够虚心求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而且，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一个闪光点。
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